忽必烈缓缓地走在大都的皇宫里，他的腿有点不好，只能慢慢走，可他仍然在回忆。
回忆并不是一件坏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不缺乏回忆。假如说存在区别，也仅仅是这些回忆的精彩度会有不同而已。
像忽必烈这样的人，是绝对不会缺乏五彩缤纷回忆的。
但记忆有时候也像一道阀门，需要一个契机将它打开。而一旦打开，往往就会一发不可收。董文炳的去世，无疑成为了这样一个契机，就此打开了忽必烈记忆的“阀门”。
当过往之事一件件浮上忽必烈的心头，假如他能够和其他人说，他一定会告诉别人，除了钩考局事件，他一生之中另一个面临最险恶境地的时刻，就是在登上蒙古大汗之位的初期。
曾经是遥不可及的大汗之位已经在自己的手中，可对它的争夺并没有结束，草原上明的、暗的，还有许多人对此虎视眈眈。就是身边的人也有心怀异志，麻烦的还有江南的宋室，双方一直处于敌对的状态。
“那真是一段内忧外患一同袭来，艰难的日子，稍有差次，只怕自己随时都有灭顶之灾啊。”他禁不住在心底里叹道。
在忽必烈即位之初的“外患”中，毫无疑问就是江南的宋帝国。因为从结果上来讲，所谓的开庆之役，蒙古帝国的全面进攻是失败的。
蒙哥的这一路，打了有半年，没有拿下钓鱼城，最后蒙哥死于钓鱼城下，蒙古军只好撤兵。
兀良合台攻潭州，遇到了南宋名将向士璧，同样受挫于潭州城下，损失极大。他本人还因水土不服生了病。后来是忽必烈派兵援救他，建浮桥接应他和部下撤到江北。
忽必烈这边虽然过了江，但因宋军的援军已及时赶到，也无法将鄂州攻下来。
所以，整个开庆之役，蒙古帝国不仅没有达到原先要灭宋的目的，还搭上了自己的一个大汗，这只能说是全面的失败。
顺便说一下，也就是在开庆之役中，张世杰开始在宋军中崭露头角，逐步走上历史的舞台。他在此战后，因战功被南宋朝廷授予环卫官一职。
开庆之役的失败，甚至在忽必烈的心中都留下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十五年后，也就是至元十一年，当伯颜率军再次南伐，渡过了大江，遣人向忽必烈报捷时，老忽却连夜召见姚枢，忧形于色地和姚枢说道：
“当初我领军过了江，事情却没有成功。现在虽然伯颜也过了江，但天意到底如何，还真的很难料定。宋室已历经三百年，天命本不在我这边，而是先在他们哪里。这事真不能小看，有什么建议你一定要和我说啊。”
忽必烈当时紧张不安、患得患失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面对即位初期的处境，无论是忽必烈、还是他的谋士们，均认为必须缓和与宋室的关系，甚至是主动妥协，以便腾出手来应付其它的事。因为南宋牵制了他们太多的力量，尤其是原本驻扎在燕都的霸都鲁（木华黎的孙子）所部蒙古军、以及张柔所辖的北汉军，他们是忽必烈主要的力量。可为了防备南宋趁火打劫，他们却不得不留在宋蒙边界上。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中统元年四月，也就是忽必烈即位的第二个月，他一面下旨严禁边境上的元军抄掠宋境，以免挑起事端，给别人以借口；另一方面授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赐佩金虎符，以国信大使的身份携国书出使南宋，主动向宋“请和”。
不过这个“请和”决不是卑躬屈膝的求和，而是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即“告即位，且征前日请和之议。”
也就是他让郝经告诉宋室：一，现在老忽我已经当了大元的董事长，二，你们上回不是请求讲和了吗？现在咱就派人来商谈具体履约的事来了。
不过忽必烈真没有想到，郝经的出使引出了好些曲折之事。
在南宋后期所有的掌权者中，素未谋面、且一直给忽必烈印象极好的第一人，是曾经的权臣贾似道。并且他还毫不掩饰地对自己的臣下表露过这种情绪。甚至在灭宋之后，听到那些南宋的降将对贾似道的指责，他依然显示出对这个权臣的某种维护之意。
忽必烈对贾似道的这种心态自然并非无因。
开庆之役中，忽必烈挥军渡江，包围鄂州，身为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贾似道当时屯兵汉阳作为援军。贾似道其实怕出战，于是这个“怕”，就让他怕出了急智，他以“木栅环城，一夕而成。”
忽必烈得报，赞叹不已，当着麾下众人的面前叹道：“吾安得如贾似道者而用之。”
但忽必烈对贾似道的好感，更多的是由于贾似道对他“有恩”。因为在开庆之役中，先不提灭宋，无论是蒙哥、还是兀良合台，首先连最基本的目标也没有达成。蒙哥没有拿下四川，兀良合台受阻于潭州城下，只有忽必烈接近了目标、已经抵达鄂州城下。
就算没有郝经的献策，忽必烈也知道，草原上奉行的是狼群法则，强者为尊。所以他挥军猛攻鄂州城，希望能拿下这座城市，让所有蒙古人看看，究竟是谁才有资格来坐这个大汗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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