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都，开平府。
在侍卫亲军们的环护下，忽必烈正纵马漫步在草原上。
虽然已经把京城定在了大都，但忽必烈于每年的夏季，即便不去和林，也一定会到开平来避暑。他的大元朝就是通过和林、上都开平和大都这三点的联系，形成了一种草原游牧经济和汉地农耕经济之间的纽带。
骏马驶上了一个小山包，在主人的示意下，它停下了脚步。骑在马上的忽必烈眺望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却没有说话。
无论是董文炳的去世、还是他留下的那道最后的奏章，都让这个已经过了耳顺之年的老人产生了一种难言的情绪。他需要到草原上来散散心，同时想清楚有些事，虽然很多事情都牵扯到过去。
不管从什么角度讲，忽必烈还是曾经和儒生们有过良好合作的。
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蒙古帝国于北中国的统治，在忽必烈主政汉地事务期间，才逐步摆脱了过去的粗陋、真正开始走向正规。同时也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引荐下，使得更多的人加入到忽必烈的阵营。
除了董文炳，由于郝经这个家庭教师的缘故，张柔投靠了忽必烈；而忽必烈的另一个谋臣窦默，也向他推荐了史家的家主史天泽。至此，后来的北汉军三大世家共同聚集到忽必烈的旗下。他们都成为了忽必烈争夺蒙古大汗之位的助力。
忽必烈即位之后，在姚枢等人的引荐下，北方的士林领袖许衡等人也被拉入了朝廷。
或许在他们看来，忽必烈是宋室南渡后、北方难得一见的英主，颇有开启一代盛世的气象。
客观地说，开始的时候忽必烈的确接受了儒生们很多建议，甚至由于这些人的坚持，蒙古军在战争中的滥杀行为，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有效地抑制。
比如征大理时，因为姚枢、刘秉忠等人的极力反对，忽必烈才放弃了屠城。
在忽必烈即位的初期，更对这些人言听计从。虽然这时候老忽已经不是“小忽”了，可他仍然不能说已经十分清楚一个新的王朝应当如何建立。
因此完全可以讲，如果没有这些儒生的帮助，忽必烈不仅未必能够登上大汗之位，更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大元朝。
但是，忽必烈和儒生们这种表面上的密切合作关系，却因为中统三年李璮的叛乱被打破。
像李璮这样的人，从本能上就不会相信蒙古人，而且这还表现在他过去的行为中。开庆之役中，蒙哥原先准备让李璮率军随自己攻打四川，但被李璮以“益都地处南北要冲，兵不可撤”为借口给推脱掉。
王文统和李璮的判断也并没有错，忽必烈的确不像过去的蒙古大汗那样，以草原为中心，而是要以漠南、中原汉地作为“国之根本”。因为忽必烈知道，在蒙古帝国广柔的疆域内，这里才蕴藏着绝大部分的财富。
既然忽必烈敢于剥夺那些蒙古王爷、亲贵重臣在这里的某些权力，那么他就更不可能无视那些汉军世侯所拥有的特权，何况这些汉军世侯还成为他新王朝的某种隐患。
在这点上，忽必烈的确要比过去的那些蒙古大汗看的更远，也比阿里不哥等人更有资格坐到大汗的位子上。
李璮、尤其是才华出众的王文统，同样看得很远。但李璮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高估了其它汉军世侯的眼光和勇气。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这些人就会群起响应，趁着蒙古人内乱的有利时机，把忽必烈、甚至是那些蒙古人掀翻马下。
他在叛乱之前也不是没有和哪些汉军世侯联络过。这从他被俘之后，史天泽匆忙就将他杀了，事后忽必烈斥责史天泽：“既没有事先奏报，也没有经过细致审问，即自行其事”，就可看出。
所以李璮才会孤军深入济南，从而让自己陷入死地。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李璮的叛乱同样给了忽必烈某种再好不过的借口。
中统三年十二月，也就是李璮叛乱失败后的第五月，忽必烈下发了一系列的诏令，通过实行军民分治，改变了过去汉军世侯掌控地方军、政、财权的情况，并解除了一部分汉军世侯的军权，重组了蒙古帝国过去下辖的北汉军。
面对忽必烈的威压，那些过去短视的汉军世侯再也生不出丝毫的抗争勇气，不得不接受了这个苦果。仅仅是史家，当时被迫解除军权的就有十七人。
同时忽必烈还组建了侍卫亲军，受他极为信任的董文炳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董家逐步超越了其它汉军世家。
到了第二年、至元元年十二月，忽必烈再度下令：取消过去汉军世侯的世袭特权，世侯死后，子孙“荫而不世”，以后的官员均由朝廷任命。一举剥夺了汉军世侯的世袭特权。
至元三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北汉军的控制，忽必烈还采用了易军而将的方法，以董文炳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暂时掌管史天泽的旧部；以史格为毫州万户，掌管张柔的旧部；原来由史格所领的邓州军则交由张弘范统管。
最终，忽必烈彻底铲除了汉军世侯这样类似于唐末藩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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