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的忽必烈依然在沉思，可他脑海中旋转的，却仍是董文炳给他留下的那道奏章。
在忽必烈之前，虽然也有种种矛盾和冲突，黄金家族内部并没有发生公开的战争。但他的上位，不仅使得拖雷家族内部爆发了争斗，而且这个争斗，随后发展到几乎将整个黄金家族都卷了进来。从这个角度说，他的确是曾经的蒙古帝国罪人。
当然，忽必烈是不会将这个责任归到自己头上的，就像在和阿里不哥的对话中所表明的那样。只不过他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如此局面。
从内心里讲，忽必烈肯定希望哪些所谓的叛乱能尽快平息，但有些现实却令他颇为踌躇。
蒙古帝国无疑是一个疆域庞大的帝国，可从某种程度来说，又是一个族群范围狭小的世界。自从成吉思汗创立开始，草原本部的部民就一直不多，始终没有超过百万。
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草原上新生婴儿的成活率一直很低；较差的生活条件，平均寿命自然也长不到哪去；长年的征战，更使得已有人口不断减少。通观所有草原帝国的历史，人口也罕有高达百万以上的时期。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些部民仍是按部落来管辖的。每一个草原上的王公、万户、千户（那颜）其实都是部落的头领。平时这些人是领主、牧民，一旦号召，出征时就是将领和战士。在帝国掠夺扩张的过程中，他们共同横扫了整个欧亚大陆。他们是整个帝国地位最高的族群。
在数次大规模的征战中，他们中许多人是兄弟、战友。而平常的时候，有着辽阔草原和狭小族群反差的他们，甚至还是七姑八大姨的亲戚、朋友，很多人彼此相识。
就是后世人口千百万的现代都市里，餐桌上面，都时不时可以拐几道弯攀上关系。人群的社会交往，古今本就没有什么不同，区别只在于便捷二字而已。
当内部的裂痕出现，屠刀举起时，面对自己熟悉的族人，人类情感中的亲情和友情，多少还是会令他们出现犹豫的。反映在所谓的“平叛”过程中就是：有些首领或者没有被同情，可下面的部属，往往是双方比划几下之后，甚至是阵前交谈几句，随后看看大局已定，就出现了彼此心照不宣的“放水”。追得人稍微勒一勒坐骑的缰绳，逃的人趁机飞快逃走等等，就成为一种常态。
忽必烈自己都要表现得“大度、宽容”，下面的人讲点交情自然更正常。
如此，就造成在阿里不哥、昔里吉的叛乱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网打尽。这就是这些叛乱拖了那么久的又一原因。
但这种情况从朝廷的角度看，则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这牵扯了朝廷太多的精力，耗费了太多的钱粮，尤其是当有其他潜在的敌人于边上虎视眈眈的时候，此后必将导致极为不利的局面。
没有人比忽必烈更明白董文炳在奏章中所潜藏的意思，因为董文炳所针对的，就是他在眼下和以后可能遇到的情况。
董文炳所说的“蒙古军南下”，并不是说要蒙古军南下到江南，而是指将他们拉到大漠以南和黄河流域。通过占据关中、洛阳等地，这样，一方面，加强对中原腹心的控制，另一方面，釜底抽薪，大大增加天山以北的海都等人、在南下沿途得到补给的难度，同时还减少了草原上的人被裹胁参与到叛乱中的可能性。
“汉军北上”，则是在平叛的过程中，以北汉军充当主力，改变过去平叛不力的局面。
北汉军在平定草原上的叛乱时，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忽必烈看到了这份奏章中所蕴含的血色，那是让草原上血腥味更浓的血色，并且将会是更多蒙古人的血色。而这是原本他想要尽力避免或减少的，因为那会使他彻底丧失草原上的人心。
他将如何在两难中做出选择？
“大兄啊，你知道朕心中所想，所以始终没有拿出这道奏章，直到你要走了。但朕仍然不能按你所说的去做，那样只会给乃颜、海都他们更多的借口。”忽必烈从心底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至元十五年的冬季，忽必烈返回了大都。尽管他知道，有些事情一直拖下去，不利于他的大元朝，但他依然不准备立刻全盘按照董文炳的建议去做。因为他觉得，他所面临的局势还没有到必须的程度。
可他也决定了，一旦张弘范、李恒解决了宋室残余，稳定了南方之后，调集部分汉军，特别是新附军到北地屯田戍边。这样，一方面可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西、北两个方向上的海都和乃颜，可能的叛乱做个准备。
但是，他没有等来他想要的好消息，却在第二年的二月，收到了张弘范、李恒等人在厓山大败的奏章。
忽必烈震怒。北元朝廷则受到小小的震动。因为这是他们近年来少有的失利。
深夜，北元同知枢密院事伯颜，进入了皇宫。
这是一位历史上的名将，他原先是旭烈兀的部下。至元初年，当旭烈兀派他给忽必烈送书时，老忽慧眼识才，当即把他留了下来。其后，在北元征服宋帝国、平定昔里吉的叛乱中，他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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