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忽必烈的所有竞争者中，阿里不哥在蒙哥死后准备继承大位，其实一点也不让忽必烈意外。甚至在他看来，和他原本关系相当好的旭烈兀，同样有这个心思。
旭烈兀于收到蒙哥去世的消息后，立刻结束西征，率大军返回，就像当初的贵由那样，难道就一点没有想争夺大汗之位的意思？
在忽必烈了解的人当中，也只有术赤家的拔都才算真的是没有这个心思。他在窝阔台去世后，安安静静地回到自己的封地，连忽里台大会也懒得来参加，摆明了置身事外、最好谁也不要来烦我的姿态。
忽必烈当然知道，觊觎汗位的人中间还有蒙哥的儿子昔里吉，因为他和自己、阿里不哥、以及旭烈兀一样，是拖雷的嫡系子孙，本就有资格来坐这个大汗之位。
只不过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像他的汉臣们所说的那样，“先发制人，后发人制，逆顺安危，间不容发，宜早定大计，”所以他抢先下了手。如此，既使得阿里不哥、昔里吉等人成为了“叛乱”的一方，又迫使旭烈兀不得不退出了对汗位的角逐。
忽必烈是不会对此有任何愧疚之意的，因为他已经不是过去的“小忽”，至少在经历了钩考局一事之后，他已摆脱了曾经的“幼稚”。
面对大汗之位，有时亲情也会变的淡漠。
他的眼睛早就在盯着所有可能的竞争者，何况他本就觉得自己更有能力坐到大汗的位子上。
但是，忽必烈仍然没有想到，除了窝阔台和察合台家族的人之外，除了阿里不哥和昔里吉，草原上还有那么多的人会反对他。在这些人中间，甚至还包括过去他待之极好的旭烈兀儿子和拔都家的老太太。他们都因忽必烈对草原传统的某种“背叛”和“汉化”而反对他。
忽必烈其实是知道这其中真正原因的，因为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正是始自于他在自己邢州封地改革。当时刘秉忠和他的另一个潜邸汉臣张文谦告诉他：“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
仅仅数年的时间，一个地方的居民跑得只剩下不到一成，不要说老忽了，任谁也知道，这是要完完的迹象。
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复杂，就是一件事：赋税权。
因为在窝阔台汗当政时期，蒙古帝国开始在中原大肆封地给每一个王公大臣，比如太原路下属于察合台的封户就有四万八千户。
以后的伯颜平定南宋有功，忽必烈也给了他陵州、藤州户六千为食邑，
这些所谓的“封户”，除了每年要交纳蒙古帝国的各种税收外，还要每五户出丝一斤，叫“五户丝”，输于“本位”，也就是交给所谓的“领主”。
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五户丝”本已经加重了百姓们的负担，可他们还要面临着盘剥无度。“五户丝”原先是由各领主派人前来征收的。这些贪婪、喜欢中饱私囊的家伙只要再一盘剥，百姓一旦承受不了，要么扯旗造反，要么举家逃亡。而跑了的人所应摊派的赋税，又会再转嫁到没跑的人头上。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盘剥重，逃亡的百姓就多，逃亡的百姓越多，赋税、盘剥随后就变得更重，最终百姓只能跑光了。
当初忽必烈封地里的百姓从一万多户，最后变成了几百户，原因就在这里。
假如不知道这些情况也就算了，可经历了自己封地之事、且又“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肯定不能对此熟视无睹，他必然要进行整治。这也是他在开始的时候大肆起用许多儒生、汉臣的原因之一，因为好些蒙古官吏太贪婪。
忽必烈所做出的整治，除了启用汉臣之外，主要就是一条：封地的赋税，由过去各领主自行收缴、改为北元朝廷统一来征收，然后再由朝廷拨付给各个领主。
一句话，就是他收了草原上王公贵族们的赋税权。
这个事情其实于他即位之前，仍在掌管漠南、汉地军政事务的时候，就已经在他的汉臣们建议下开始做了。而且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忽必烈的做法，既保证了草原上各王公贵族的利益，又加强了朝廷对赋税的控制。
但是，当时保守的草原王公贵族却并不这么看，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把中原的百姓当人看，而是当作了“奴隶”。做主人的拿走那些奴隶多少东西还不是应该的？就是自己的手下借机弄点好处也是理所应当，没什么大不了。现在你老忽代咱们收，谁知道你有没有将多收的钱财揣到自己的兜里？否则你哪来的那么多钱财建造开平城和大都城？
再说你用了那么多的汉人为官吏，难道蒙古人就作不得这些官？以前所有的大汗可都不是这样。
这就是许多草原贵族、包括他们下面的人，会起来反对忽必烈、支持阿里不哥等人的真正原因。事实上，这也是那个所谓钩考局事件真正的背景。
忽必烈即位后，之所以每次只要有人挑个头，草原上总会有一大批人跟着造反，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客观地说，这也的确是忽必烈自己给他的对手们、所提供的另一个叛乱借口，可恰恰又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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