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让现在的忽必烈来评价，他仍然会认为：郝经、这个北方大儒，不仅对他和他的大元朝有着忠贞的气节，且还有着前瞻性的眼光。
郝经是儒生世家，祖先是潞州（今长治市）人，后迁至泽州的陵川（山西晋城），他的祖父郝天挺曾是元好问的老师。金朝末年，他的父亲郝思温避难至河南鲁山。金亡后，迁居顺天。他家境贫寒，白天背柴担米供养家里，晚上则读书。五年后，被张柔、贾辅知晓，请为上宾。这两人家里藏书万卷，郝经通读之后，无有不晓。随后他往来于燕、赵之间，元好问常和他讲：“你像你的祖父，才气过人，要努力啊。”
从后人的角度来看，郝经的确是一个经得起磨难的人，并且很明显他和元好问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元好问是金、元之间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当时的北方文坛盟主。不仅二十四史中的《金史》纂修主要依赖他的著述，而且他的词，写的也绝对可以媲美宋代大家，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就出自其手。
但元好问又是一个被后人遗忘的学者，甚至可以说是被刻意忽略，因为他有两件事为后人所诟病。一是他向北元举荐了五十四名金朝儒士；二是在他晚年，他与友人张德辉一起北上觐见忽必烈，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同时还请忽必烈免去儒生的兵赋，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以旧朝之人向新朝举荐人才，似乎也没什么，而且他举荐的人中，有十五个在元史中有传，说明他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但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就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有问题了，老忽又有鸟资格当什么儒教大宗师？
后人有时候很奇怪这些儒生的行为，也许我们只有理解了“汉统”与“儒家的道统”之间的关系，才能明白他们的所为。
在他早期的诗文里面，郝经并不乏对蒙古人的攻击，如“北方胡为来，掣箭飞砂石”，百姓更应当对他们“暗而陷（井）之”等等。可是等他被忽必烈招进王府重用后，他就变了。在他写的《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中，为从理论上阐明北元政权的“道统”，他更明确指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这在儒学中叫什么？这叫“用夏变夷”。由此可见，后世所谓的“和平演变”知识产权，根本就不属于西方人，我们的儒生真应该向他们收大把的专利费。
可无论如何，这仍然让后人觉得有点不对劲。生活在这块东亚土地上的人，仅仅就是由你们这些所谓的“士”和“儒”来代表吗？不见得吧？
别的可以不讲，但后人至少可以说，把“儒家道统”寄托在一个“汉化”的忽必烈身上，这本身就有问题。这说明您有依赖性，甚至还可以说您“软”。而且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您这样的行为，为后世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例子，虽然您并不是第一个。
每一个从外面到这块土地上杀一下、抢一把的家伙，只要实行所谓的“儒家道统”，就可以被原谅，甚至接受他们了？为什么后世的满清来了，杀了个尸山血海，又大肆起用这些士子儒生？为什么日本人也来了，烧杀淫掠，又大谈什么“王道乐土”？别人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你们，他们早就从历史中了解了你们，甚至看透了你们。
在蒙古入侵北中国时，郝经的祖父郝天挺就是在逃避战乱的过程中病逝，郝经的家族里更有多人死于兵祸。郝家也正是在三峰山之战的过程中，撞上了蒙古汉军的河北兵，由此全家归顺，所以后来才能被张柔所知道。
这样一个有着家仇国恨、理应对入侵者痛恨不已的人，一经别人招揽，立刻就变了，转而改为极力维护别人的统治，如此的行径又让别人会怎么想？
“儒”的名声为什么被搞坏了？它的地位为什么在后世一落千丈？恐怕真不能先怨别人。
蒙哥攻宋的开庆之役中，郝经曾向忽必烈呈上了一篇很长的《东师议》。在这篇长文中，他还提出：
如欲稳妥地征服南宋，应该逐步进军，先荆襄、再两淮，然后是长江。因为南宋的主要战略是，“控制了荆襄地区就可以确保两淮，有两淮则可以确保江南。”
他的这个提议的确很有针对性。这是由于，在南宋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北方军队对它的进攻，一直是三个方向：西边是川陕地区，中间是荆、襄，东边则是江淮地区。在战略上，金和元早期都采取三路并进。这个战略虽然能给帝国以极大的震慑，但它本身也有兵力分散，无法相互支援的弊病。
蒙哥的计划是上述方案的改进，他以四川为主攻方向，准备占领长江上游，顺流而下。中路和东路作为牵制，让中游的宋军无法对川中进行支援。但是，四川山地较多，易守难攻，短时间很难肃清对手，主力大军无法抽身沿江而下。因此，这依然并不能快速有效地突破长江防线。
相反，宋帝国的主要战略是，在川陕地区依据山地坚固防守，荆襄地区凭借长江为支撑。而江淮地区，虽地势开阔，不易守御，可哪里有帝国战斗力较强的江淮军，以城镇为依托，对方同样难以快速取胜。三地之间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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