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为汗的忽里台大会，虽然有强势的拔都坐镇，可也并非全无杂音。有人就提议遵循窝阔台当初的遗命，重新立失烈门为汗。
当时在场的忽必烈一听，立马驳斥道：“当初你们立贵由，遵守了窝阔台的遗命吗？现在却拿这事当说辞，忽悠谁呢？”一句话就堵住了其他人的嘴。
正是由于这次慷慨激昂的表现，蒙哥即位后，就让忽必烈到了中原，随后更下旨把漠南、汉地的军政全交给了忽必烈。
“（蒙哥）诏漠南、汉地军国之事，悉听帝（忽必烈）裁决。”
蒙哥让忽必烈坐镇中原，原本是为了更好地掌控中原的事务，但此举却为忽必烈打开了通向大汗之位的大门。因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之位，由窝阔台家族那里，转到了拖雷家族手中，是忽必烈能够登上汗位的必要条件，可这并不意味着大汗之位将来就一定会归他。而掌管了中原的事务，相比以后草原上的其他竞争者，“汉化”了的老忽就多了一个充分条件，即他得到了汉地儒生、汉臣们的助力。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指点下，忽必烈才能一步一步登上大汗之位。
忽必烈一到中原，就开始大肆聘请儒生；掌管中原事务后，更是求贤若渴，到处收罗人才，询问治理天下之道。
“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籓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
这个时候，邢州（后世邢台）是他的封地，在蒙古官吏的治理下，从开始时有民万户，跑得只剩下几百户，于是他在手下汉臣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下，就在哪里先搞了个实验，结果“轻徭薄赋，期年户增数倍。”
儒生们所采用的，其实也就是古今中外屡试不爽的绝招，减税。百姓随后就自动跑回来了。
由这也能看出，要想某地发展，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减少老百姓的负担。
后世的人都知道，个税少点，人多点，税基一大，总体税收还是会增加。但刚“出道”的忽必烈一看，正宗就是正宗，祖师爷就是祖师爷，减税都还能增加税收，这要是地方再大点，哪还了得，于是他就更重用儒生了。
“自是帝益以儒者为阿用。”
他这样礼贤下士的姿态一摆，儒生们的立场也开始变了。
过去的儒生们有大义吗？当然有，但这个“大义”很多时候也就是看你是否维护儒家的道统。换句话讲，你是不是“夷狄”咱不管，就看你是不是施“汉法”。而“汉法”的关键是什么？是你是否用儒生治国。
老忽重用儒生，儒生们自然投桃报李，也大力支持他了。他的身边很快聚集了一大批儒生、汉臣，并在中原汉地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董文炳就是在这期间追随了他。
但忽必烈的行为，却导致一些蒙古贵族的不满，同时也使得蒙哥有所警觉。这时候那些不甘寂寞、了解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权力斗争史的儒生，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凭良心说，咱们的有些儒生，还是有远大志向的，他们始终抱着儒家的宗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在这片东亚的土地上，这个“国”、这个“天下”，到底是谁的，儒生们经常按他们的需要来解释，自己也常常把它弄得很混乱。
姚枢就属于其中的一位。
姚枢字公茂，原籍柳城，生长在洛阳。窝阔台为汗时期，由他人保荐，当了燕京行台的郎中。很快他就因不肯与上司一起收受钱财，弃官退隐于辉州（现河南辉县）钻研学问。忽必烈到了中原后，听到了他的名声，就派人把他请了去。
而姚枢也的确没有辜负忽必烈的期望，此后给予他至少两次至关重要的指点。
这第一次，是在得到蒙哥漠南、汉地事务的授权后，老忽曾设宴与众人庆贺。酒后他把姚枢单独留了下来，并问道：“刚才宴会上兄弟们都很尽兴，只有你好像兴致不高，有什么不妥吗？”
姚枢就告诉老忽：“如果要论地广民富，当今天下有超过中原的吗？现在所有好处都被大王您得到了，蒙哥他落了啥？以后只要有人在他面前给你下点药，他必然会后悔，把这都收回去。依我看，还不如光抓兵权，想花钱从官府里拿就是了，这才是上策。”
姚枢这是在告诉老忽，为了将来的大业，你现在做人要低调。
老忽也顿时恍然大悟：“高，是咱想简单了。”
他立刻上书蒙哥，蒙哥同意了他的请求。
到了宪宗七年（1257年），姚枢当初的担忧果然得到证实，真的有人向蒙哥进了“谗言”：老忽在中原太得人心了，您需要防备啊。
于是蒙哥就在关中设立了钩考局（审计署），根据一百四十二项条款审查各级官员，包括随军贩运的各种商人。并且他对负责钩考的蒙古官员阿蓝答儿下令：“审查完毕后，凡是有问题的人，除了汉军的两个元帅刘黑马和史天泽需要上报外，其他人可以就地诛杀。”
这明显是在找茬，并且矛头直指忽必烈。
忽必烈有“抵触”情绪是肯定的，但姚枢再度向他进言：“现今蒙哥既是君又是兄长，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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