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桑哥恭送出府的叶李，之后并没有回自己的家，而是直接来到了相府。他立刻就被下人引入了正在养病的安童卧室。
历史上的安童，在至元十二年，因为和阿合马在朝政上的矛盾缘故，被忽必烈派往边地，辅佐皇子那木罕，防备海都和昔里吉等人的叛乱。
由于当时拖雷家族内部的一些人，自身也在摇摆不定，结果安童和那木罕一不留神，在第二年被忽必烈的侄子脱黑帖木儿（拖雷庶子的儿子）、药木忽儿（阿里不哥的儿子），以及蒙哥的孙子撒里蛮等人给抓了起来。一直到至元二十一年初，才被放回（本书中提前了一年）。安童在此期间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后来身体始终不是很好。
从叶李被引进屋开始，安童就一直平静地看着他，而叶李显得也很坦然。
在大都所有的南来之人中，叶李的确有点特殊。除了最开始时与其他人交往很少外，此后谁都没有他和朝中的重臣交往密切。尤其是与桑哥，颇受众人的侧目。
可叶李始终对此非常坦然，因为他觉得，朝堂上可以不算，朝堂之外的每一次和桑哥见面，都是桑哥来找的他，他自己从来就没有主动过。
其实对这一点，无论是忽必烈、还是安童，也都心知肚明。
叶李原本是在宋亡后，安童奉忽必烈之命，亲自写信招来大都的“江南遗逸”之一。来了之后却和自己的政敌走的很近，安童自然内心里很不舒服。
但在这件事上，他并没有采取诋毁的做法，是由于他知道，桑哥之所以经常找叶李，也是奉有大汗“遇事不明，可以多向叶李请教”的旨意。
而后来让他颇为欣慰的是，在自己的事情上，叶李不仅积极地出谋划策，并且在不经意间，还表露出了对桑哥相当感冒的态度。更有很多桑哥要做、或正在做的事，恰恰是叶李告诉了自己。
就像现在，落座后叶李轻声说道：“在下今日见了桑哥。尚书省哪里，眼下各项举措也多不顺，在下左思右想，为朝廷计，就在盐、茶诸事上，给他们出了点主意。……”
躺在床上的安童微微点了点头。
“至于粮食，在下听了之后以为，朝廷每年的屯田所得，还有些盈余，此时应当充分利用起来。这样，至少在大都，能将此事继续下去，先安定大都的人心，然后再推行到各地。”
安童的眼皮跳了跳：“先生之思维敏捷，我等的确不如。”
他在心中暗自叹了一口气，这个建议原本是自己提出，可大汗却把事权交给了桑哥。但口中仍然说道：“如今是多事之秋，国用艰难。先生的献策，对朝廷功莫大焉。”
听了他所言，叶李连忙推辞：“丞相过誉了，这些都是在下该做的。”
随即他又言道：“今日所谈尚书省的事，也令在下想到，若商人肯出钱购买朝廷的国债，或者将钱存入钞行，只要达到一定数额，朝廷自可将盐引、茶之榷营，优先发放给他们。如此，朝廷的国债发行必将得以改善，钞行也可得到进一步的推行。”
安童的眼睛终于亮了起来：“若果真如此，倒也不失为一佳策。”
叶李再度将宽慰送上：“丞相放心，在下身上仍有尚书省的任职，自可从中行事。”
安童立刻点了点头：“如此就拜托先生了。”
……
叶李其实知道，安童在此时病倒，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病，或者说是“急”的。因为无论是他，还是安童，都没有想到，北元在上一年曾寄予厚望的“国债”和“钞行”这两个举措，在实施中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效果。
事实上，尽管有着安童在朝中率先购买国债、并把自己的部分家产存入钞行的示范行为，而且所有的北元朝廷官员也不得不跟着他一起这样做，但之后却并没有出现事先想象中的、天下之人踊跃前来的场景，甚至只能说是门可罗雀。
这不仅让忽必烈大失所望，就是安童和叶李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同一个举措，琼州哪里弄得风生水起，比如那个国债，他们左一次发行，右一次发行，甚至有时候一年都能弄两次，自己这边却如此惨淡？
安童和叶李都曾经重新细致地梳理了宋廷的做法，希望找出其中的原因，看看是否还遗漏掉什么重要关节，可他们却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安童和叶李在这件事上的短板就在于，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琼州得以实施的环境。
琼州是在景炎九年和景炎十年分别推行国债和宝行这两个举措的，而在此之前，某人实际上已于景炎四年实施了货币改制，其后在下辖之地中不断地投放货币，这就使得社会上有了相当多的余钱。
只有社会的人群中有了余钱，才能来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
同时琼州又授予前来流民以土地、且在景炎五年就开始实施粮食的“榷卖榷买”之政，于四、五年的时间里，使得除了官员之外的众多百姓，手中也有了一定的余钱。
人越多，越容易在某种引导下形成一种风气，使得整个政策得以顺利地实施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