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炎十六年（元至元二十八年）发生在荆襄地区的这场骑兵之间的较量，于后世的史书中是有些矛盾的。
比如按《宋史?张唐列传》中所说：“……时（张）唐率骑前出郢州，遇敌骑来袭，遂与将军张世虎奋而击之，斩敌近千。……”
北元方面则是：“哈剌觞率骑出宜城，适逢宋军前来，两军交战，击而走之。”
总之，南宋这边说他们没输，北元也说他们赢了。
只不过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大规模的行动都陷入某种停滞，或者说显得有些小心翼翼，反而是双方的骑兵变得极为活跃。
北元当年夺取襄樊，从总体的战略层面上来看，他们是主动的进攻一方。但在此期间，有很多的时候，他们又处于防御的态势。
这一是开始时，他们要防御襄樊的守军反包围。
当初南宋在襄樊的力量也是很强的，不仅城池高大、坚固，光是储备的军资都可以支撑十年。所以吕文德才会觉得自己很有底气。
当元军不断地占据了外围的战略要地后，襄樊的宋军自然不能完全无视，他们也进行了许多次反包围的突袭，只不过均被元军击败。
随后就是在达成围困的目的之后，他们防御的重点就变为了阻拦宋军的增援。
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元军主将阿术，北元能够拿下襄樊，乃至于以后灭宋，其实他的功劳非常大。
客观地说，这时候元军所面临的形势，是内有宋军坚守襄樊、外临援军随时前来，并不是一个绝对占优的局面。甚至稍有不慎，很可能被对方翻盘，最终惨败而归。
但阿术在此期间灵活地运用了攻、防两种手段，即：当宋军大举来援时，将他们放到宜城附近时再进行交战。
由于宜城和襄阳之间还有个新筑的新城，这就既不用担心内外的宋军能够迅速会合，也便利于自己快速调集兵力抵挡、甚至击败前来的援军。
时代于通讯联络手段上存在的缺陷，是内外宋军始终没有做到协调一致，以及阿术的战术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
同时阿术也没有死板地就围在襄樊城下，而是间或派出骑兵，尤其是在冬季，袭扰襄樊以南的宋军，并且曾经一度打到了比郢州更北边的复州、德安府（后世的安陆），掠夺了大量的人口，使得宋军穷于应付，不能专心致志地考虑解围。
阿术实际上是元初并不亚于伯颜的一位统帅，不过他死的很早，平宋之后他返回草原参与平定针对忽必烈的叛乱，于至元十七年的时候在军中去世。
尽管如今襄樊在北元的手上，而且心中有着某种抑制不住的蔑视，忽必烈还是清楚：宋军已不是之前的宋军，玉昔帖木儿也不是当年的阿术，但自己只有一个伯颜。
所以，在他事先拟定的计划中，北元于至元二十八年的进攻，目标只能集中在东南。
为此，在玉昔帖木儿前往襄樊就任之前，他曾经当面交待：“现今襄樊之军，攻或力有不足，守则应当有余，你要多借鉴当初阿术的做法。切记，朕决不容其有失。”
出于某种根深蒂固的骄横心态，玉昔帖木儿并不是不想与宋军大战一场，可前提是宋军“可欺”。如果宋军并不好欺，他就只能遵守大汗事先的吩咐，首先确保襄阳的万无一失。
因此，哈剌觞和张世虎的这场骑兵之间的较量，就让他内心里产生了一定的警惧，他也没有预料到宋军中出现了如此强劲的骑兵对手。在他看来，这些骑兵显然是即将开始的襄樊争夺战中一个新的变数。
这就导致了他于此战后，再度强化了襄樊的北面，尤其是宜城、南漳的力量，同时派出大量的斥候试图刺探对手的虚实。
相对而言，宋军这边情况就复杂多了。
张世虎其实一开始并不知道，就在他和对方“玩”的时候，得报的张世杰大吃一惊。不仅立刻就下令军中戒严，而且亲率兵马前来接应。
张世杰觉得、或者说怕张世虎太冒失了，是因为在这样的事情上，他本人是有前车之鉴的。
也就是在当年伯颜领军伐宋、绕过郢州继续南下之后，他曾经让军中的副都统赵文义率两千骑兵尾随追赶。结果后来中了伯颜的埋伏，不仅战死五百多人，而且赵文义力战身亡，其余的骑兵全都溃散。
张世杰其实一直很清楚，张世虎的骑军在陛下的心目中有多重，这从朝廷在其中的投入就可以看出。如果让这支骑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他真不知道会不会引起陛下的“震怒”。
等他接应张世虎、张唐等人回营后，他更是真的生气了。因为此次交战，骑军的损失几乎达到了出战的三分之一，这就让他也觉得十分心痛。
在南来那么多年之后，就是张世杰也早已认识到，培养一个合格骑兵有多难。而张世虎的骑军经过多方挑选，又训练了那么久，到目前为止，能拉出来仍不到七千。
他禁不住将张世虎、张唐这两个“小子”痛斥了一番。
随后，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又将此战前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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