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沉默了一会，开口说到：“关于他们二人，容朕再考虑考虑。”
目送着伯颜离去，忽必烈依然在寻思。他之所以犹豫，不是说他不准备处罚李恒和张弘范，而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必须考虑清楚怎么做。
对张弘范，他还是曾经寄于厚望的。张弘范是个人才，特别是他现在急缺的水战人才。刘深不如张弘范，他是知道的，董文炳又去世了，而伯颜呢，更能发挥他作用的地方是在北边。江南新附军里是有懂水战的人，但相信他们还不如相信张弘范。在他原来的打算里，未来进军日本，他是要重用张弘范的。
（历史上，由于张弘范过早的死去，他没能参加二次远征日本，这是北元的一大损失，否则，征日结果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就是从过去的评价看，他也比较重视张弘范，因为张家和史家也有区别。他们的第一代张柔和史天泽，是两种风格的人，一个是冲杀在前的战将，一个以筹划见长。忽必烈自己也曾说过：“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百战之立功也。”
但严厉的处罚张弘范，又会给人他已完全排斥汉军世家的印象。在平定李璮的叛乱之后，通过逐步的收权，北方汉人在外领兵的越来越少，就是汉军的三大世家，实际上也只有张弘范和史格在外真正领了一些兵，唯一例外的是董家。
像刚才他和伯颜讲的李庭，他其实并不是汉人，而是金人，本来的姓氏是蒲察氏，后来才改称的李氏。因此北元真正领军的已经没有几个汉人了。
但如果忽必烈完全排斥了汉军世家，这又会导致北方汉人的离心，因为这些人，包括儒生，是他登上汗位的“功臣”。董家和其他人的联系不多，“社会关系”比较简单，这也是他放心的原因之一。可是史家张家不同，尤其是张家，张柔这个人极其重教，他原先的慕府里集中了北方包括郝经、王鹗、乐夔、敬铉等众多大儒。这个“大老张”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不仅保下这些名士的命，帮他们安顿下来，过上安定的生活，而且还好吃好喝的供着他们，因此，张家和北方儒林的关系绝对不简单。虽然他已经不动声色地通过色目人，大大地压制了这些儒生，但这些人，反过来同样也是制约色目人的重要砝码，色目人的贪，他是知道的。
面对这么多复杂的关系，老忽肯定要多想想。
他眼下更有要控制厓山战败消息扩散出去的想法。忽必烈心底里的隐忧是：江南新附，人心本就浮动，一旦宋室还在的消息传开，特别是他们竟然还打赢了一仗，这对北元在整个江南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就是北方，在这个他和海都、乃颜关系微妙的时刻，对有些消息的传播，也不能不慎重对待。李璮叛乱的教训，可就在哪儿。
因此他虽然很恼怒，但不打算马上就把张弘范弄回大都，人要是都回来了，什么消息也就全传出去了。而留张弘范在南边，也可以更好地对岭南加以控制。他暂时更需要的是，镇之以静。
忽必烈心中不禁又想到：如果大兄在，面对这种情况，他又会给朕什么样的建议呢？可惜啊，无论南北，大兄都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忽必烈在二月里连续下了两道针对性的旨意到南方，一是命江淮、湖南、江西造战船六百艘，为水师的扩充做准备。二是下令：禁诸奥各及汉人执弓矢，出征还，甲仗即输之官库，以加强对南人的控制。
他另外又给李恒、张弘范等人发去了诏书。他在秘旨中把李恒严厉地训斥了一番，命他立刻整理探马赤军，协助塔出镇抚住江西和广南东路，严防可能的叛乱。
但在给张弘范和吕师夔的信中，他却轻描淡写，轻轻打了几下板子，然后就要求他们分别驻军潮阳和广州，扼守沿海。同时，要求他们火速查探琼州用的到底是什么武器。
但忽必烈这个镇之以静的策略，却被东的泉州抢劫给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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