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灭金的蔡州之战后，蒙古军北返，孟珙也率军南归，献金哀宗的遗骨和众多战利品于朝廷。帝国上下为一洗靖康之耻而欣喜若狂，朝中更是举行了一系列的欢庆活动。
虽然在宋、蒙联手灭金时，蒙古方面有“（窝阔台）帝许以成功之后，归宋河南地”的承诺，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口头协定，对双方的分界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
但理宗皇帝显然已将包括帝国的故都东京汴梁在内的“三京”之地（西京是河南府，即洛阳；南京指应天府，即后世的商丘），全看作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从金亡之后，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他接连三次派人到河南境内的北宋八陵“省谒”，就可以看出其迫不及待的心情。
理宗皇帝的心情其实无可指责，因为这个“河南”，无论是指黄河以南，还是指北宋的京畿路，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河南省，它都本来属于宋帝国。
可问题在于，无论帝国是否重新拥有“三京”之地，现在都意味着，大宋已与新兴的蒙古帝国正式全面接壤。如果双方过去还算是盟友，而在共同的敌人消失的情况下，彼此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出现变化。
对于这一点，帝国的朝廷中其实并不缺乏清醒的认识。
当时的监察御史洪咨夔就曾当面向理宗皇帝表示：反对朝廷进行所谓的灭金庆祝。他言道：“虽然金国已经灭亡，可现在大宋也与日渐强盛的蒙古成为邻国，如今朝廷强化边防都恐来不及，又如何能斗志涣散的大肆庆祝？只怕将来的忧患更重啊。”
但在具体的处理上，朝臣又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帝国的两淮制置使赵范和淮东制置使赵葵两兄弟，支持他们的，是他们的老师、刚刚接替史弥远出任相位的郑清之。他们提出了“踞关守河”的主张，即：趁蒙古军北返，借机收复包括三京在内的中原故土，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
而反对这个主张的人，是主持灭金之战的、前帝国丞相史弥远的侄子，现任兵部尚书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以及刚得理宗重用的真德秀、枢密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众多朝臣。
反对者的观点主要有三：
首先，包括河南在内的中原之地，在金、蒙交战中遭到巨大破坏，一旦宋军进入，无法从当地得到补给，而从江南千里迢迢的供应，难以满足大军所需。更何况帝国近年灾害很多，百姓生活凋敝，无法再承受征调，因此，这时候更应该“固内”，以防内部出现问题。
后来宋、蒙交战期间的帝国名臣、淮西运判杜杲也曾以外臣的身份上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其次，帝国的军队并无能力在漫长的黄河防线上进行防御。
吴潜就认为：“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韧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
另外就是，蒙古人很可能以此为借口正式向南宋宣战。
赵范的部下邱岳也曾向赵范进言：“蒙古人的气势正盛，他们焉能愿意放弃到手的东西？我军前往，他们必会攻回来，双方的战事就此开启。”可赵范开始的时候根本不听。
从总体来看，反对方的前两个理由肯定是有道理的，拿下河南之地不难，如何守住它才是关键所在。不过第三点就想当然了，因为蒙古军要想南下肯定能找到借口。
文字的东西到时都可以撕毁，口头上的协议就更没有用。
但尽管反对者众多，理宗皇帝倾向于前一派观点则是必然的，因为这与他恢复祖宗基业的大志相吻合。就此，在他的主导下，收复“三京”的计划还是很快就实施了。
端平元年六月中旬，时任帝国庐州知州的全子才率淮西兵万余人开始进军，他们沿途收复的都是被蒙古人洗劫一空的空城，所见到的是“茂草长林，白骨相望”。
当他们于七月上旬进入汴梁时，这个曾经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当时世界上第一大的城市，已经变成只有六、七百守军，千余户人家和遍地“荆棘遗骸”的残破之所。
全子才到汴梁后，襄阳方面史嵩之的粮饷却迟迟没有运到。半个月后，当赵葵率兵五万由泗州也抵达汴梁时，他惊异地发现全子才仍然停留在哪里。一问，是因缺粮无法继续进军。
赵葵这时候急于收复洛阳，于是就命令徐敏子率一万三千人先行，杨谊率一万五千人为接应，西进洛阳，而两军所能携带的，只有五天的口粮。
徐敏子到了洛阳后才发现，在蒙古人的洗劫下，洛阳竟然也是一座空城。只是到了夜晚，才“有民庶三百馀家登城投降。”
实际上，宋军进入洛阳的第二天就已断粮。（“徐敏子入洛之明日，军食已竭，乃采蒿和面作饼而食之。”）
这个时候，蒙古大将塔斯（木华黎之孙）已率军南下，发动了对宋军的攻击。
首先遭殃的是杨谊所部，他们在洛阳城东遭蒙古军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杨谊仅仅以身幸免。
随后，蒙古军在洛阳和徐敏子僵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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