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时候宋军并非不能抵挡蒙古兵，无奈没粮，军中都已杀马，最终不得不回师。
（“八月，蒙古兵至洛阳城下立寨，徐敏子与战，胜负相当。士卒乏粮，因杀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师。”）
留守开封的赵葵、全子才等人得知洛阳的惨败后，士气低落，再加上史嵩之的粮饷始终没到，粮草不济，也被迫撤军。其后，蒙古军不仅趁机掩杀，还掘了黄河水，宋军损失高达十之八九。
史称“端平入洛”、理宗皇帝曾寄以厚望的收复“三京”行动就这样惨败收场，而蒙古帝国其后更以此为借口和宋开战，长达五十年的宋、蒙之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客观地说，虽然收复三京的计划失败了，但它在战略上并非不可取。因为只要趁蒙古灭金后北撤的机会，能加大帝国领土的防御纵深，为帝国强化从秦岭到淮河一线的防御争取时间，延缓蒙古南下的步伐，这个行动就已经达到了目的。
如果从各方面来考虑，当时“端平入洛”计划的最佳执行者应该是荆襄方面的史嵩之，因为荆襄地区离河南“三京”最近，不仅进军方便，补给也相对容易解决。
但史嵩之对出兵的反对，导致收复“三京”的实际兵力只有淮东制置使赵葵的五万，以及淮西军的一部分兵力。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个行动的策划者之一、两淮制置使赵范，在计划实施后，竟然也改变了主意，按兵不动。
后世有人认为，郑清之、赵范、赵葵他们之所以主张出兵，除了迎合“上意”，同时也是在贪图军功。而郑清之刚登上相位，他更想通过这个行动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史嵩之反对出兵，也不是没有私心，他唯恐郑清之与赵范、赵葵兄弟俩的战功超过了自己，所以在宋军的粮饷供应上没有尽力。
“端平入洛”的失败，后人的确可以总结为：除了在准备上不足外，还有帝国内部意见不统一的原因。
但也许问题的更实质在于：无论是赞成收复“三京”的大臣、还是反对者，都并不完全是从帝国整体战略目的来考虑问题。而是在其中搀杂了太多的团体、个人利益。这就为帝国的军队最终在收复三京的行动中遭受惨重损失埋下了伏笔。
我们的帝国在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败在对手的手上，而更多的是自己内部的原因。如果说“端平入洛”败在帝国内部的争斗上，其后的宋、蒙战争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宋、蒙之间的冲突真的是由宋引起的吗？蒙古就真的没有进军江南的计划？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早在金、蒙交战的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军就抄掠、抢占了四川利州路阶、凤、成、和、天水五州，南宋弃守武休、仙人、七方三关，史称“丁亥之变”。
而在绍定四年（蒙古太宗三年，1231年）八月，拖雷为灭金更强行“借道”宋境，导致大宋军民百姓死伤达数十万。
更重要的是，就在宋帝国实施端平入洛计划的当年七月，蒙古帝国在草原上召开了规模空前的诸王大会，会上蒙古大汗窝阔台与大将塔斯有这样一段对话：
蒙古主谓群臣曰：“……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唯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
这就说明，窝阔台的眼睛，早已盯上了这个东亚大陆最后的目标，宋帝国。
塔斯对曰：“臣家累世受恩，图报正在今日。臣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
蒙古主喜曰：“塔斯虽年少，英风美绩，简在朕心，终能成我家大事矣。”厚赉而遣之。
塔斯说他愿卖力，无须大汗出马，而窝阔台不仅对他不吝夸奖，还重赏。君臣之心，哪还需要什么解释。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即使是二十一世纪了，这个世界上不也还是这样？
蒙古国从东杀到西，都有正当理由？南宋不收复三京，他们就会放过当时最富裕的宋帝国？打死东都不会相信。
现在张弘正理直气壮说的就是这件事，但像这样的问题根本无须东来回答，陆秀夫和文天祥又岂会没词来应对？
陆夫子因为历史上记载的不多东不知道，可文帅哥的嘴皮子在史书的记载中很清楚，那是一直从南讲到北，根本没一个人能说得过他。
当下，陆夫子、文帅哥就和张弘正理论了起来，那张弘正又如何能是这两个饱学之士的对手。
东却没有欣赏这场漂亮的答辩，因为他走神了，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正想着以前的那些事。他是不是又动歪脑筋想忽悠别人？
注意到他的神情，房间里的人，包括张弘正都渐渐将目光转向了他。
在他们的目光中，某人的眼角慢慢露出了一点笑意，他的眼睛转到了张弘正身上，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张将军，其实争这个没意义，你难道没听说过弱肉强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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