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眙。东与刘师勇、苏刘义、周文英四人正看着一张地图。
在这张地图上，除了原先已经标出的运河旧河道，现在于楚州和彭城之间也有了一道醒目的红线。
我们说，自景炎十四年拿下淮南东路之后，作为运河上关键的节点，楚州（淮安）和盱眙的重要性日益受到行朝和禁军的重视。故此，行朝特意将楚州和盱眙、以及周边的涟水、泗州、临淮等地整合在一起，设立了山阳郡。
山阳郡的郡治被放在了楚州，但驻守的宋军大营，则设在了“汴水”（通济渠）的入淮处盱眙。这其实已经向外人泄露出他们对“汴水”暗藏别样的心思。
周文英升任禁军东南都督府的所谓“工兵指挥使”之后，按照兵部和东南都督府指示的方略，首先指挥属下的“工兵”全面整修了贯穿淮南东路的“邗沟”。
“邗沟”自隋朝大规模开拓定型之后，唐代与北宋都曾对其进行过修缮，它原本也是运河流域中极为繁盛的一段河道。是后来金人、以及蒙古帝国的多次南侵，甚至可以说就是当时的南宋朝廷，为了防止北方之军能够借运河南下，有意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破坏，这才导致它开始变得衰落和破败。
不过，整个“邗沟”的河道基础毕竟非常好，没有经历类似河流改道之类的大变动，因此，在宋军的努力下，很快就完成了对它的整修。
自此，宋军水师不仅是轻型战船、乃至大型战船，开始畅通无阻地抵达盱眙和楚州，而伴随这些战船前来的，则是源源不断的粮食、军械等物资。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凌震后来才率翟国秀、刘浚的第一师北进，夺取了灵璧。此举的主要目的，除了利用北元内乱、无力分兵南顾之际，抢先在淮河以北拿下一个立足点，另外就是为周文英的工兵继续整修河道提供掩护。
这个行动不可能不引起北元的注意，于是它又在景炎十六年（元至元二十八年）引发了宋、元之间的灵璧之战。
但与后世有着极高评价所不同的是，当时的行朝众人，无论是东、还是兵部的绝大多数人，包括身在东南前线的刘师勇、苏刘义，尽管都为首次击败伯颜这个大敌而高兴，却也没有忘乎所以。因为他们心里均十分清楚，虽然宋军在此战中获胜，可实际上，它只能算是一次击溃战。
军事上真正的大捷、或者决定性的胜利，通常是大量地歼灭了对手的有生力量，甚至是打垮了对手赖以立身的基础。
比如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秦国一战消灭对手四十万，赵国的元气此后再也难以恢复。
又比如汉代的霍去病或唐代的李靖，各自出击草原的战果都是掳其部众十多万，让匈奴和突厥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无法翻身。
而灵璧之战的效果，是无论如何不能与上述相比的。就像赵昺事后对某人所说的：伯颜的迅速撤离、宋军骑兵的实力不足，导致了这场战斗的战果并不尽如人意。
对此最为懊恼的自然是刘师勇。他原先一心想与伯颜再决高下，结果现在不仅机会溜走了，且功劳、最主要是首次击败伯颜这个死敌的荣誉、让陈吊眼这个贼大胆也给拿走了，所以他事后郁闷得“暴走”，连带着将手下的水师将领和周文英骂了一圈。
但是，周文英被责怪其实真的有点冤枉，因为此时不仅是“汴水”（通济渠）毁损严重，甚至是整个淮河以北的河流水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后人能够查到这样的资料：历史上的黄河改道，比较大的两次，均发生在宋、元期间。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自然的因素、如黄河水泛滥，河道失修等之外，战争所起到作用其实更大。
也就是在高宗的建炎二年（1128年）冬季，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当时的东京留守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
其次则是在端平元年，理宗皇帝策划的“端平入洛”行动后期，为了赶杀宋军，蒙古人又掘了黄河，放水淹了南撤的宋军。
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自开封以下的黄河下游河道，向南发生了较大的偏移，不仅侵入了后世河南、安徽、江苏境内的淮河流域众多河道，并且其入海口与淮河重叠，由原本的渤海变成了黄海。这就是历史上的黄河“夺淮入海”。
（后世的淮安，由于海岸线大幅向外推延，离出海口已经很远，这其实与黄河“夺淮入海”所带来的泥沙冲刷是有关系的。）
受此影响，“汴水”（通济渠）在此期间也经历了很大的毁损。所以周文英对它的整修，难度就变得很大，根本快不了。
不过就像古人讲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至，”周文英既因为修理河道挨骂，也因为修理河道找到了平息刘师勇“暴走”的药方。
这是由于，在治理河道的过程中，除了宋军，始终有一群人，周文英修到哪里，他们就像苍蝇一样，紧随其后也来到这里。这些人就是商人。
时间长了，多少混得有点脸熟了，而且经多次盘查也没啥问题，周文英有次就笑骂着问他们：“你们这帮波皮无赖，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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