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是建康。
在邓自愿的接引下，行朝于东南之地的“节度”刘黼和“财部专使”苏景瞻，一同进入了东南都督府。
此时他们二人是奉召前来觐见陛下。
陛下前来东南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他每次都驻跸在苏刘义的都督府，不过刘黼和苏景瞻从没有对此感到意外。
某人对苏刘义的宠信，不仅是他们亲眼所见，而且早已被众人所知。
后世的史书曾这样描述过宋帝国在战时期间“都督”和“节度”设置：“自景炎十三年始，委都督以方面之任，一改昔日兵事统属之杂乱；授节度以一方之权，集地方之粮赋，以济军资。两者虽各有职专，互不相属，权柄不可谓不重也。然其责明确，遂使军、政于后，日渐兴矣。”
这段话其实已经说明了刘黼的“节度”，其主要的职责，就是在战时期间直接代表朝廷，掌控所辖地区的每年征集上来的赋税、钱粮，供应宋军所需。
刘黼所管辖的区域，包括了福建、两浙、江南东路和即将完全落入行朝手中的两淮，是朝廷治下最富庶的地方。
换而言之，就是在战时期间，整个东南地区的宋军，真正的最大后勤保障者，实际上是刘黼。
除上述之外，他还负有对辖下官员的督察，以及查访民生之责。
因此，从某些方面来看，他的这个“节度”，所拥有的权力甚至比过去的“节度使”还要大。
也正因为如此，当初东和陆秀夫、文天祥三人密商时，陆秀夫与文天祥都没有对这个提议表示反对。因为这个举措，无疑是在把权力向文官们倾斜；其次他们同意某人的看法：
“战时期间，朝廷应在一定的区域内，派重臣直接掌控各地的钱粮，赋予他们调拨的专断之权，如此方能既及时保障军中所需，且兼顾到民生，避免因来回上书、批复造成相关的延误。”
此外，这个举措仍旧保障了在战时期间，行朝拥有将物资于不同地域之间相互调拨的能力。
当然，在赋予了“节度”一定的独断之权后，刘黼他们也需要将所做的每一件事，于事前或事后上呈朝廷报备。
陆秀夫和文天祥两人对陛下草拟的方案所作的唯一修改，是当时他们认为：鉴于这个时代的广南东路、广南西路都算不上是什么富庶之地，甚至还有些偏荒，若仅以它们和琼州、荆湖南路四地，来支撑荆湖都督府，特别是即将实施的“经略西南”行动，似乎有点力所不逮。因此，他们就将本属于刘黼辖下的江南西路，改为由广州的行朝直接统辖。
相对而言，苏景瞻在这里面则担负起另一个保障作用，即，作为“财部（前户部）专使”，于当地推行朝廷的新币、国债和宝行的推行，将过去的市舶司改为“海关”之外，他还负责掌控朝廷，具体说就是财部，额外存放于宝行中的钱财。一旦刘黼实际履行职责中确实出现不足，经奏报朝廷后，苏景瞻可以将这些钱财依据实际需要拨付给刘黼使用。
所以，无论是刘黼、还是苏景瞻，在这个朝廷新的框架内的权力都不小。
当下，刘黼、苏景瞻与陛下碰面后，在经过了一些什么君臣见礼之类场面上的事情，随即就被“赐座”。
某人真的是不愿浪费时间，一落座，在简短地客套了几句之后，就直接向苏景瞻问道：“苏爱卿，在你上呈财部的文书中，近期不仅多次提到倭国之人，朕见上月还曾提到流求，你可否详述其中之情？”
苏景瞻大约是真没有想到，陛下一上来就提到了这个事情，因此有点发愣。
刘黼一见，怕他君前失仪，立刻帮着答话：“官家，此流求非是如今朝廷的东宁。”
在某人的热心篡改下，当初的流求、后世的台湾现如今已经被称为东宁，而且设立了东宁郡。
“臣查阅过历代的典籍，应当是隋书中的流求国。臣与苏大人之所以注意到他们，是他们运来了稻米卖给朝廷。臣自然依朝廷的战时之制，悉数将其买下。”
苏景瞻顿时也回过神来。
“官家，他们的人也来兑换了些朝廷过去的铜钱，只不过数量并不多。而且他们在拿到钱之后，所购之物主要是瓷器和铁器。不过现在铁器朝廷禁止流出，所以后来还是换成了瓷器。”
“臣私下里派人几经探问，这个流求国眼下以尚姓为主。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铁器和磁器。”
某人抚了抚面颊，陷入沉思。
依据史册记载，后世的流求群岛，也即所谓的冲绳，它的这个“流求”之名，是隋炀帝给的。
不过当时的隋炀帝要求它臣服，遭到了拒绝，所以后来隋炀帝就派了几千兵马渡海去攻打了他们，最终将原先岛上之人都带到了中土。
大约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流求自唐以后，少见于史籍。但明朝刚立国，它就开始来朝贡，这时候它分裂为中山、山南、山北三个部分，而这三个地方的王爷全都姓“尚”。后来他们之间又互相争斗，最终合并为中山一国。
可不管期间出现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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