舱外的甲板上，孤零零地站着两人。
道士静静的望着大海深处，在他的边上，是同样沉默的吉安。
好一会，道士轻轻地呼出一口气，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又仿佛是在告诉边上的人，低沉地说道：
“官家的脉象平稳了许多，但仍很微弱。”
顿了顿，他的眼睛斜向了这个太监。
“奇怪的是，他的体内似乎另有生机。”
吉安没有说话，从他略有点弯的背后看去，仿佛一动也没动过。
这是两个未来帝国史书罕有提到之人，由于他们自己、包括每一个当事人的刻意忽略，他们都成为帝国深埋的历史，即使偶有提到，也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后人面前。
吉安，宋度宗淑妃身边的寺人，赵昰即位后，被太后安排到小皇帝身边照顾起居。由于宋代的传统是压制太监在政治上的行为，除非极其重大的事件所涉及，帝国的历史很少提到他们，因此后人在史书上是看不到这个人的。他未来的另一个身份也很少有人知道，可在某一类特殊的人眼中却很有名，也很神秘。
此时吉安内心里的某种忐忑不安并不难被道士所揣测。作为侍奉陛下的首席太监，皇帝遭受如此大难，一旦有什么不测，即便有过去太后的信任，其面临的结局也并不难想象，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基于某种显而易见的原因，无论是吉安还是道士，给予时下行朝众人的外表都是平静的，至少暂时。但在这俩人平静的表面下，除了躺在船舱里的哪个人外，他们的内心里还想着什么，就不是当时的人们所知道了。
……
东仍躺在床上转动着他的心思。
作为这个星球上独一无二、保持了五千年完整记录的文明，中国的史书太庞大了，庞大到了要想看完这些记录，将是一个颇为耗时的过程。但如果想大致了解中国的历史，有两部煌煌巨作是不能不看的，那就是《史记》和《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原本只讲到五代末，但是后人毕沅又为它作了一个续集，讲述了宋和元的历史。至此，看完这两本大作，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脉络也就基本清楚了。
喜好历史的东已经知道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了。
宋德佑二年（1276年）三月，当南宋的谢太后、六岁的恭帝赵显在临安投降北元后，这实际上已经标志着曾经作为一个朝代的宋王朝成为了历史。只不过由于一些忠于大宋的大臣和将领对此并不甘心，才造成了宋室之后的某种“延续”。
正是在这些忠于宋帝国的人不断地请求下，宋帝国前度宗皇帝的另外两个孩子、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才能于临安陷落前，在赵昰之母杨淑妃、宗室秀王赵与择、国戚杨亮节、俞如珪、驸马都尉杨镇等人的护卫下南逃。
而当赵昰和赵昺南逃之后，首先前去追随的人，除了将领苏刘义之外，另一个就是陆秀夫。
他们这批人先是跑到了婺州，然后又到了温州。在那里他们又招来了前丞相陈宜中，和因不满朝廷不战而降、率军跑到定海的张世杰。
不久，文天祥也从被元军押往大都的途中逃回。回来后的文天祥立即就上表请益王即位，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天子还在，就仍能号令天下。
当年五月，陈宜中等人在福州拥立九岁的赵昰为帝，即宋端宗，改元景炎。尊杨淑妃为太后，临朝听政，封赵昺为卫王，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都督诸路军马；陈文龙、刘黼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直学士院，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
至此，宋帝国开启了此后短暂的“延续”。
客观地讲，这个“延续”本就非常艰难，因为此时的宋帝国疆域已大都丧失，且残存的各地各自为战，彼此无法呼应，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新朝廷已难有稳妥的立足之地。反映在它的移动轨迹上，就是随着北元军队的南侵，它只能不断地向南退却。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由于已无法在福州立足，陈宜中、张世杰护卫太后、端宗皇帝及卫王登舟下海，南下到了泉州港。
泉州招抚使兼“提举泉州市舶司”蒲寿庚前来港口觐见，并请太后、陛下“驻跸”泉州。
蒲寿庚本是阿拉伯商人（史称其“擅蕃舶利者三十年”），这个时候出于一个外来商人的本性，他实际上正在宋、元之间观望。
张世杰还算留了点心，没有同意蒲寿庚的请求。随后，因跟随朝廷的人很多，（“时军人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淮兵万人”）海船不足，张世杰就强征了泉州港里蒲氏的船只，籍没了其部分财产。蒲寿庚一怒之下，纠集地方势力，以武力将行朝船队逐出泉州港，并诛杀在泉州城里的宗室人员、士大夫与淮兵，次月就与泉州知州田子真投降了北元。
只能继续南下的小朝廷先赴潮州，后到了惠州，从此沦为游荡于沿海的海上行朝。
这个时候，北元忽必烈因前蒙哥可汗的儿子昔里吉为争夺汗位造反，招南伐之师北还，以应付北方危机，行朝面临的压力才暂时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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