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二月底的七里洋（海南东南方向海面）上，乌云密布，风高浪急。际此恶劣天气，在这个本应片帆难觅的地方，此时却聚集着一支庞大的船队。
这支船队多少给人有点残破的感觉，因为其中不少的船只颇为受损，亟待修理。大约正是考虑到这点，为了更好地抗击风浪，免遭倾覆，许多船只就用铁环或皮索连接了在一起。
在船队层层环绕的中央，是几艘高大的楼船。其中一艘楼船宽大的舱室内，眼下有一群人正为船队的去向在激烈地争论着，他们已经争论很长时间了。
其中的一部分人认为：现在应该马上去占城，因为朝廷的左丞相陈宜中已经前往哪里安排，更何况占城原本就是大宋的藩属，去哪里暂避一时，不仅可以让人员、船只得到修整，恢复元气，若还能借点兵马粮草，然后再杀回广南，大事定然可为。如今不止陆上，就是沿海的各州县也多已被占，回去实无立锥之地，难有作为。
另一部分人却反驳说：占城路途遥远，现海况又极差，陛下已经蒙难落水，龙体至今尚未康复，再遇风暴将会怎样？途中的风险太大。退一步讲，就算能平安抵达占城，可朝廷、太后和陛下去藩属国哪里又算什么？是避难？还是投靠？别人愿不愿意都还两可，否则陈宜中不会去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消息传来。相反，广南沿海百姓不仅仍多心向大宋，潮州还有马发在坚守，如果能在哪里找到一个落脚点，物质、粮食、兵员都可以立即得到补充，复国并非没有可能。所以，现在更应该回广南东路。
持这两种观点的人始终争执不下。
也有人小心翼翼地提议去琼州，因为那里距船队并不远，而且还没有被北兵占领。但这个建议很快被其他人所否决。
众所周知，有宋一朝，琼州就是个专门流放罪人的地方。堂堂朝廷、更别说还有太后和天子，驻跸于此，颜面何在？何况它属于孤悬海外的蛮荒之地，元丰年间住民仅万户；历年上呈朝廷的贡物，也尽是些槟榔、姜等土产；这种既无百姓又无什么物产的地方，如何能成为朝廷落脚的地方？
……
当众人争论时，站在舱室前部的两人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中年纪大点的，身板宽厚，神态威猛，显然是个武官。年纪稍微轻点的，也已步入中年，手持笏板，一身书卷之气，俨然而立。
这两人就是张世杰和陆秀夫。
张世杰眼下是大宋的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陆秀夫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在丞相陈宜中赴占城后，这个流落海上的行朝实际已是他们在共同主持。
当下，陆秀夫和张世杰聆听着众人的争论，尽管表面上不动声色，可内心里其实也像外面的大海一样在翻腾。
七里洋一战之后，不仅连遭重挫的宋军士气极其低落，就是行朝的众人也多已对前途有渺茫之感，整个行朝陷入空前的低谷。陆秀夫和张世杰私下里商议时均认为：
行朝在海上这么漂泊下去肯定不是长久之计，下一步的去向如不马上确定，人心就有散了的可能。
但这个“确定”由他们来做，压力实在是太大了点，因为这不仅是决定行朝、包括所有人的未来，而且还是前途茫然莫测、风险极大的未来。所以他们才决定今天召集众人共同商议。
可如今听了众人的议论，他们却更加难以决断。
主张去占城的，主要是些文臣。应当承认，他们持有这个主张并非是怕死，而是多半受了陈宜中的影响。因为陈宜中在离开前就曾悲观地认为：行朝在军事上连连失利，目前已难有起色，只能去占城暂避一时。
而认为应该回广南东路的，则是以殿前指挥使苏刘义为首的一些武官。苏刘义本是“三苏”的后人，但却不像他大名鼎鼎的祖先以文弛名。面对异族的入侵，社稷的危难，家传忠君报国的思想使他弃文修武，走上了一条与他祖先不同的道路。年轻时候的慷慨任侠、祖先雄文豪迈之气的熏陶和心中的热血，使其难以言输，他是坚决主张杀回去的。
但是，武官中的招抚使翟国秀，团练使刘浚、王道夫、周文英、陈宝等人也主张回广南，却又和苏刘义有些不同。这些人虽然也拥有朝廷的官职，但他们实际上原本是“义勇”，也就是他们和部属是响应朝廷“勤王”号召而来的地方军队。这些“义勇”主要来自于浙、闽、粤，家乡的情结注定了他们中没有多少人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这种军中的情绪迫使这几个人同样主张返回沿海，更何况他们自身也是当地的豪强，不希望舍弃自己的家族。
提出去琼州的是苏景瞻，这个同为“三苏”的后人，显然是受他先祖曾被发配到海南经历的启发，才联想到哪个蛮荒之地的。
听了众人见解的陆秀夫已经禁不住暗自摇了摇头。
从内心里讲，陆秀夫并非认为不可以去占城。问题是，以行朝时下面临的困局，虽然前往占城不失为一个权宜之计，可别人会接受吗？尽管连遭重创，行朝仍有二十多万人在追随，那么多人到别人那里，别人会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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