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在李东阳到来之后，谢迁肩膀上的压力小了很多，天子说话时不会再谢先生长谢先生短，连遗诏也由李东阳来代拟。
李东阳进宫后不明所以，天子龙体有恙他早就知道，但现在却是没来由忽然病危，这是他怎么都吸收不了的。
“李公谋”雄才大略，心有丘壑，他本对朝政抱有无穷期冀，盼看一展抱负，惋惜他老来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全部人都变得颓废不堪，对朝政上的很多事都意气消沉，他如今跟谢迁的想法大致相当，就是找机会离开朝廷，致仕回乡。
但弘治天子挽留他的心思异常坚决，在《大明会典》正式成书前，也就是头年的十一月，弘治天子便赏赐李东阳玉带织金衣，尾月《大明会典》正式修撰成功，到了仲春，又御赐红色蟒衣给李东阳，以示恩赐。
大明历朝历代天子对臣子礼待优渥，便是从弘治天子开真个。
朱祐樘气味浑重，显得有气无力，但他对儿子的交待和嘱托甚多，口宣让李东阳撰写的遗诏只有一个中心思想：
“传位太子，以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为顾命大臣，知经筵事，萧敬接替王岳担负司礼监掌印太监，执东厂，英国公张懋负责领衔治丧，在新旧皇位更迭之际军政大事由张懋兼顾安排，五军都督府派四营人马驻守京师周边。”
可以说，朱祐樘想得非常周全，把儿子登基所有能想到的事情都想到了，他在安排顾命大臣时没有安排马文升、刘大夏这样的六部堂官，由于太子如今尚未成年，做顾命大臣的必定要是以治学和儒名见长、得到天下士子崇拜的泰斗级人物。
在这点上，刘健、李东阳和谢迁都是翰林出身，且在翰林院、詹事府、礼部供事多年，曾参与弘治立朝之后大多数礼部会试，殿试读卷官也不落下，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学子和儒官中德高看重。
至于马文升和刘大夏固然有治国之才，也是进士出身，但始终是部堂，天子知道你们能干，但读书人可不会把你们当神一样供着。朱祐樘衷心盼看内阁三位德高看重的大臣除了能当好顾命大臣，成为儿子的先生和指路明灯，所以让三人同时兼领经筵日讲，就是为了保持儿子学业不受影响。
实在还有一点，朱祐樘不会说，刘健、李东阳和谢迁也不敢想。
弘治天子之所以只安排三位内阁大学士作为辅政大臣，马文升和张懋这两位执领朝廷文官和武将系统的大臣却被排除之外，也是天子心中有主次亲疏，朱祐樘怕马文升和张懋会利用手上的权势，结党营私，谋朝篡位。
自古以来最难分辨的便是忠奸，很多篡夺皇位之事，都是那些皇家人眼中的“忠臣”做出来的，比如王莽，比如杨坚，又比如赵匡胤，主少国疑的情况下最轻易产生篡位，朱祐樘心中也在防着马文升和张懋。
但朱祐樘的确多虑了，马文升都已经七十多岁了，作为文官忠君思想根深蒂固，根本就没有造反之意，就算他造反也没多少人推戴。
张懋是世袭的英国公，从小吸收良好的教导，虽领军政，但同样一身儒官气味，生来富贵，没有领会到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和无奈，唯一想的便把自己的公爵之位传承下往，为何要做谋逆的叛贼而招致千古骂名？
自古以来造反的权臣，或在天下大乱时趁势而起，或是从朝廷的中下层官吏以及社会的中下层升斗小民爬起来，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不循分之心，一旦有机会他们敢于冒险谋夺皇位，成绩大业。
……
……
李东阳的遗诏刚落笔，刘健、马文升、刘大夏、张懋、外戚张氏兄弟等人前后脚抵达坤宁宫。
这些人都是朱祐樘临终前传召，就算不是顾命大臣，也要具体交待一番，寄予厚看，让他们辅佐好少太子，听命于三位顾命大臣等等。
刘健作为内阁首辅，此时他的身材已大不如前，到坤宁宫之后好半天他才反响过来一件事，天子分明是在临终授命啊！
刘健不由看着旁边正在哭鼻子的太子，再看看李东阳和谢迁，政事上，他对于李东阳和谢迁主持大局心甘甘心，他进阁固然比李、谢二人早，这几年他只是占着一个首辅之名，大小事项基础都是由李东阳和谢迁裁决，只是碰到一些难事，几人才会坐下来商量一番。
内阁三位大臣中，刘健并无争名逐利之心，想法大致跟李东阳和谢迁一样，老来能得安适，过几天安闲日子最好，假如皇家有需求那就再干几年，但若天子看着碍眼，随时都可以回回田园过安稳日子。
不争，是内阁三大辅政大臣的共同性格，也是朱祐樘的礼待让他们感念皇家恩德，他们对朱厚照缺乏亦师亦父的严格，这也是为何历史上的刘瑾能趁势而起。
单论弘治末年、正德初年内外大臣的权限，刘健和马文升等人手上的权势要远远超过刘瑾，就算刘瑾有天子的信任，内阁和六部要是联起手来，弄逝世一个宦官还是很轻易的，更何况皇宫内还有慌张后相助。
可最后的成果，就是刘瑾得势，刘健、谢迁、马文升等人退出政坛，最后还被强行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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