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水喝完，王建浦心中已经有了主意。站起来说道：“我先过去处长那边了。”
李尚想了想，叮嘱道：“少说多听，姿态放低一点。侬晓得伐？”
王建浦点点头，笑了笑就出去了。
敲门进去，史处长正在批阅文件。看见王建浦进来，抬头示意他先坐下来，说：“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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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会儿，史处长放下笔。手中的文件收拾好，朝王建浦笑了笑，他低声说道：“师弟，这次是大好事？”
王建浦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小心地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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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浦不知道史处长要说什么，不敢乱讲，于是模棱两可的说：“我这一向都呆在保税区，对室里的工作还真是不太清楚。”
史处长呵呵一笑，说：“你本人确实是不在单位，但小李每天还在单位的啊？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关系，晓得伐？”
“今天领导你着急让我回来，和这也有关系？”王建浦想了想，忍不住问道。
史处长笑了笑，却没有直接回答王建浦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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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浦心里一想，幸好早有对策。整理一下思路，于是他试探地说：“现在全社会都在鼓励创业。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现在总体的环境，给了大家这样的一次机遇。”
“你说的没有用错。自从南巡讲话之后，全国各地立即出现了一股办公司热，这是前所未有的。”史处长笑笑，说，“我听说，北京市甚至连库存的公司营业执照现在都已经全部发光。他们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
王建浦附和说：“这还不算什么。上次夏主任从深圳回来后听他说，现在国内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里，一层25个房间，最多的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甚至只是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史处长呵呵一笑，说：“前几天报道出来，甚至还出现有靠卖点子，头一个发大财的。”
靠出点子发财，这事王建浦知道。
前几天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别出心裁的刊出过一家独家新闻：《何阳卖主意，赚钱40万》。消息称，北京一个叫做何阳的发明家光靠给企业出谋划策，就赚了40万元。
“啧啧，你看看，40万元，对比一下我们现在每个月领到手的工资，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
王建浦不响。
史处长端起来水杯，刚要喝水，但是又放下了。他突然间说道：“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多聊聊。那……，你对于现在机关干部下海的现象，怎么看？”
王建浦想了想，说：“要说起来如今的“下海潮’，我觉得可能还要从八十年代的第一波“下海经商”潮说起。”
史处长点点头，示意他继续往下说。
“在中国企业史上，1984年是个不同寻常的那年份。这一年前后，万科、联想、海尔、上海大众、健力宝……等等，这些现在中国风云驰骋的企业相继诞生。一批批科技人员的“下海”也让全社会都充满躁动。也正是因为如此，1984年成了许多人口中的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王建浦说：说，当时的历史背景，主要有三。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越来越多体制内的国家公职人员何科技人员开始向往外面精彩的世界。
二是这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一步打破了人们的思想禁锢，激发了人们跳出体制、投身市场经济之海的热情。
最后一点，当年“老人家南巡”及经济特区的示范效应，使得一大批嗅觉灵敏的先知先觉者纷纷踏上创业之路，从而掀起了以1984年为发端的第一波“下海”浪潮。
王建浦讲完，史处长沉默很久。
“在当年的创业者中，以个体户居多，其中很多人其实都是被逼无奈而自谋生计的城镇待业人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被动创业者。史处长似乎有感而发，接着说，
“当时来讲，下海一词本身，甚至都隐隐含有从高就低的意味。在那个年代，下海确实很被人看不起，就是那些勇敢者做的事情，这些勇敢者在过去就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人。”
王建没有作声。
史处长说：“也许，当时那些下海者，他们寻找的不仅仅只是钱，可能还有生命的意义。所以只要体制透出一个小小的口，活力就会像水一样喷涌而出，打破了国有企事业单位“死水一潭”的局面！
“实际上，商海沉浮，风险往往与机遇并存。从响应号召而下海，支撑着这些曾经手捧“金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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