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沉下去，满天星星。四周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静得可怕。
走在这一片种着冬瓜、豇豆、黄瓜的菜地里，小毛有些害怕，不由得拉紧“四眼”的衣袖。
已是半夜，正是“四眼”说的捉蟋蟀的最佳时辰，这时候蟋蟀一般会跑出来找食物喝露水。
“四眼”却镇定自若，站着一动不动，仔细听清蟋蟀的叫声所在。慢慢移动过去，翻开藤草、乱砖和大块泥土，用手电筒一照，一只半大的蟋蟀出现在乱砖石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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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小、太嫩，体形也不太好，刚才不小心还断了一根须子。”“四眼”叹一口气，说道，“我们再到前面地里去看看好了。”
宽阔的菜地里，只听得到处都是蟋蟀的鸣叫声，还有金蛉虫、油葫芦和墨蛉的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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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的叫声是靠生长在背部的又宽又大且极薄的羽翅振动发出的。只有雄蟋蟀才能发出叫声，雌蟋蟀是不叫的，雌蟋蟀的羽翅又短小，且较厚。
他说，蟋蟀只有在四种情况下才发出叫声:一是求偶，这是最多的叫声。鸣叫时不急不慌，连续长时间呜叫。二是战胜对手后的叫声，这时的叫声最为雄壮有力。三是战斗前的叫声。有一部分蟋蟀在见到敌手后，会先发出叫声起威摄作用以期吓退敌手。四是交配前的情话，雄蟋蟀通过叫声，可使雌蟋蟀向其靠拢，一雄一雌两只蟋蟀尾部靠拢到后爪能触及到的位置，此时雄蟋蟀开始唱起情歌，此时的叫声婉转而轻柔，直到雌蟋蟀进入状态时叫声才停止进入交配。
小毛小心地看着脚下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的跟在“四眼”后面。
“有些蟋蟀不停的叫，这种蟋蟀一定很普通，好的蟋蟀一晚可能就只叫两声，叫法特别、声音洪亮，离着500米远都能听到，这才是上等的蟋蟀。听着声奔着方向去找，也得凭运气才能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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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毛笑笑，说道：“你读书不行，看来干这些野路子的事情倒是无师自通的。”
“三尾子（沪语，雌蟋蟀的意思）的蟋蟀我们不捉的。”
蟋蟀又叫蛐蛐、促织，上海人把蟋蟀还有叫做“趱织”的。
人们常常说的“花鸟鱼虫”，这里的“虫”，其实就是指的蟋蟀和蛐蛐之类。有清乾隆年间的竹枝词写道：“金凤花开玉露中，戏将纤指染深红。郎从北市桥边过，试买新雕蟋蟀笼。”
中国人玩蟋蟀历史悠久。在《诗经》的《国风·豳风·七月》里：“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南宋宰相贾似道在他所著的世上第一部蟋蟀专著《促织经》里也说，“盖自唐帝以来．以迄于今，于凡王孙公子，至于庶人、富足、豪杰，无不雅爱珍重之也。”
老上海亦是玩蟋蟀的重镇，旧时广东路一带就是卖蟋蟀和蟋蟀盆罐网罩用具的市场，是蟋蟀玩家的青睐之地。
上海人对斗蟋的喜爱，一直延续至今。因为这项古老而又基础广泛的竞技性体育民俗，是在秋天里鸣锣登场，所以在上海又被称为“秋兴”。
另外，上海还生产了两部蟋蟀题材的美术片，一部是1959年出品的《济公斗蟋蟀》，由中国美术片大师“万氏兄弟”中的万古蟾执导，改编自《济公传》。另一部是今年刚刚问世的《蛐蛐》，取材《聊斋志异》中的《促织》。
“蟋蟀独知秋令早，芭蕉下得雨声多”。秋风起，不但蟹脚痒，蟋蟀也到了体格壮实的最佳竞斗时。
一入黄金秋月，蟋蟀就在“宇”中，就在屋边的墙根下鸣唱得特别欢。
上海人在石库门老弄堂里白相蟋蟀是出了名的。从放暑假开始，小朋友，中学生，大人直到老爷叔都喜欢捉蟋蟀，养蟋蟀，买蟋蟀盆。
吃好晚饭，弄堂里的虫客们便经常约好斗蟋蟀。
场面很火爆。斗虫时拿出来的蟋蟀盆都是精致无比的老古董，个个捧出自己养得最凶最善斗的蟋蟀征战，手里拿一根斗棒，委实像极了一个作战指挥官。
常常有“老娘舅”在旁边做裁判员。有的蟋蟀还要称分量，就像拳击、举重运动员一样有等级之分。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蟋蟀大战开始，一边还有拉拉队助阵，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看着虫客们相约配对斗蟋蟀，看着蟋蟀捉对儿撕咬酣战，这就是弄堂里热闹的最夺眼球的事儿了。
战事末了，斗败的蟋蟀被主人扔出盆外，末位淘汰。小孩子们则如获至宝，争着去抢他们扔出来的“败鬼蟀”，拿回去自己饲养，为上海人的弄堂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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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这个城市里面，只要是一个男的，小时候百分之百玩过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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