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设想：那个女人潜进停在自家门口的汽车，当车开到作案现场时，猛击卓丰后头部的呢？在这之前，那个女人就已把工地标志搬移过来，让卓丰看见标志停下车，陆春就是瞄准了这个瞬间。
杀死卓丰后，再转到别的道路上，雇上一辆开来的出租轿车，返回白丽的住处——这是田春达又一种推测。
但是，这就不得不靠着出现偶然性。问题在于工地标志。假设陆春预先把标志搬到现场，那就必须是陆春知道丈夫一定在9时从这里通过才行。
然而，根据刑警们的调査，卓丰平日回家很没准头。他有时晚6时回来，有时9时回来，还有夜2时、3时回来的时候。
就是假定预先知道他7时半回家、9时离家，也不一定断定，他开车只走这条路。通往白丽住处的路，并非仅有这一条。这样，就只能是陆春和丈夫事先约好，让丈夫7时半回家，还得用某种必然的手段，让他必须在9时离家才行。
但这实在是不合情理的。陆春和丈夫的感情已经极度恶化，卓丰绝不会接受这种有某种企图的约束。再说，编造任何理由，也找不到适当的约束借口。例如，卓丰回来吃了午间剩的油炸小鱼，就可推测他没有外出的打算。至于他9时开车外出，是因为妻子不在，才改变了想法的。这样的解释是合乎情理的。
这个假设，还有一个缺陷：如果陆春当着白丽的面中途离开，白丽没有不向刑警告发此事的道理。如果她所憎恶的陆春中途外出，这不恰恰是向她授与杀夫把抦的绝好控告词吗？可是，白丽却向刑警说：“直到10时，始终被陆春缠住，陷入因境了。”
另一方面，也有的刑警认为白丽是作案者。
卓丰被杀，是在9时到10时之间，在这前后的时间，可以除外暂不考虑。
这9时到10时之间，白丽正遭到陆春执拗的袭击，脱不开身。但那个刑警却提出了一个奇异的想法。那就是在给陆春拿出的茶碗中偷放了催眠药。陆春喝下去就睡着了。趁这个空当，白丽偷偷溜了出去作案。
而且，等陆春醒来，白丽已经回到自己住处来了——这也是一种作案方法。
这样，不就是陆春对白丽的外出全然不知，而在她昏昏入睡中，白丽做的手脚吗？
在陆春入睡中偷偷溜出去的白丽，在那个时间来到现场，事先也和卓丰做过约定，卓丰汽车按时来到，看见白丽，理所当然地停了车。白丽进了卓丰的汽车，坐在后部座位上，就在发车前狠狠给了一击，使卓丰昏过去，又从后面用麻绳勒住他的脖颈。
成为问题的工地标志，被那个女人在事后搬到汽车前方，伪造令车停止的现场。当急速回到住宅的时侯，陆春还在熟睡着。……
的确，汽车停在那里，证明卓丰必定在那个时间通过那条道路，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陆春不知自己睡着了的可能。当刑警讯问时，陆春必定会提出自己喝了催眠药而一时入睡的事实。
还有不合理的一点，就是从驾驶者心理来说，让白丽乘上车就会马上开车的。用螺丝扳手从后面击过去，只能是在汽车行驶之中。刑警的这个想法也是不符实际的。
最后，根据目击者的证言，刑警们还有一个疑惑未决的问题。
那就是，卓丰9时许开汽车离家时，被邻居看见了的问题。那个人并没有看准卓丰的脸，只是证明了在微暗的街灯下看见戴着鸭舌帽的卓丰的身影而已。
况且汽车正在行驶中，那不过是瞬间的一瞥。大概，目击者只根据车是卓丰的，卓丰不在家，驾驶者戴着鸭舌帽，就断定必是卓丰无疑了。
这是个圈套也未可知。因为不论是谁，如果戴着鸭舌帽，翻着大衣领子，目击者在微暗的瞬间，也是容易看错人的。凶手也许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凶手是个女人，那么，鸭舌帽和大衣领子就可以把长发遮掩住了。
根据这种考虑，刑警们又悄悄对陆春和白丽做了调査。证明两个人都不会驾驶汽车，所以这条线索的调査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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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就是买通第三者共同作案。但是，关于这一点，刑侦支队极力进行调查，证明没有任何这样的线索。
7
田春达队长的工作原则是，案件不破，绝不罢休，他带领部下继续深入调查。很快，刑警们发现了新的疑点。田春达下令再次传讯陆春。
“陆春，我们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询问几个新的问题。”田春达队长看着坐在对面的陆春说。
陆春穿着一套很时髦的米色休闲装，脸上也经过细致的打扮，神情自若地翘着二郎腿靠在椅子上。
“想问什么就请问吧。”她语音柔和地说。
“你在丈夫死后的第二天换了一套衣服，为什么？”田春达扫了一眼陆春的衣服问。
陆春轻笑了一下，露出雪白的牙齿。“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女人嘛，就是喜欢穿衣打扮，想换一套衣服就换么。”
“你把头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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