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明朝议和成功，解除了南方的后顾之忧，北平军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鞑靼了，北平军明难以在这一片土地上扎根。
哪怕是把上面的游牧民族赶紧杀绝，很快还会有另一批人取而代之；就算是强行迁移中原百姓北上，最终不是被游牧民族灭掉，就是会“胡化”形成另一个新的游牧民族，继续与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原王朝相对抗。
而中原百姓以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为主，小日子过得相对滋润，游牧民族地处草原，物产稀少，生活相对困苦，自然无比向往中原的花花江山，一旦中原王朝国力不济，他们就会乘虚而入，自春秋到明初，近两千年来无不如此。
这两大文明在对抗中过了近两千年，矛盾已经激化到了难以调解的地步，自秦朝开始，中原王朝开始修长城，试图拦住游牧民族南下的铁蹄，不过这些城墙只能拦得一时，拦不了一世。该来的时候，他们还会再来，成为中原王朝挥之不去的噩梦。
汉唐的和亲政策，两宋的岁币外交，无一不是无奈之举，甚至还出现五胡乱华和蒙元称治等惨痛历史。同时，游牧民族也付出过很大的代价，比如说匈奴突厥契丹等民族，都被赶出蒙古高原这一片牧场，西迁到荒漠地带去。
现在占领蒙古高原的是鞑靼部蒙古人，北平军要解决的，不只是这些蒙古人，还有两千年遗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即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问题。而说到底，两大文明矛盾的根源就是经济结构差异。
由于地理气候的差异，中原适于农耕，草原适于放牧。中原百姓种植的农作物易于存储，可以囤积起大量粮食，对天灾有很强的抵抗力，还可进行社会分工，展工商业，进而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而游牧就不一样了，草原的承载力有限，能放养的牛羊是有限度的，所以游牧民族要逐水草而迁移，如果遇到灾年，水草不丰，牛羊就会饿死，人就得挨饿。这个时候，游牧部落要么自相残杀，要么把手伸向南边。
另外，由于游牧民族以放牧为主，经济结构单一，手工业落后，很多日用品，如茶叶瓷器炊具等都无法自足，对农耕文明有很强的依赖性。中原王朝占有边贸主导地位，自然以此为手段，对游牧民族进行羁縻。双方本就脆弱的双边关系，往往会因为贸易摩擦而破裂，进而引战争。
其实，要解决这一问题，也不是没有办法，办法就是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整合起来，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只是这个办法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行不通。因为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决定了其具有很强的封闭性。
而北平行省已经开始步上工业化的道路，工业化的特点就是开放性与扩张性，工业生产需要丰富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而蒙古高原就是一个羊毛产地，只要圈起来养羊，就能产出大量毛纺业所需的羊毛。
当然，此次北进运动非一朝一夕可功成的，其间不但要驻扎军队保护牧场和百姓，防止鞑靼人反扑，还要在牧场上修栅栏筑城镇建铁路，以此加强对草原的控制。同时，为了防止牧民胡化并闹分裂，公民教育和爱国教育也要跟上。
其实，游牧民族之所以桀骜难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是部落制的，一个部落族长拥有绝对权威，族人只认族长不认国家，唐朝时期就收拢过很多游牧部落，可是不久之后就叛乱无常，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国家归属感。
为了避免出现唐朝那种混乱局面，万磊一般不会收拢蒙古族，就算是他们主动来降，万磊也会把他们打散了与北进的牧民杂居，并“硬性”规定所有牧民都要接受学堂教育，而适龄儿童全部要接受中小学教育，以培养公民意识和国家归属感。
三月二十日，北伐军就传回捷报，第一集团军三万精骑在沙井一带与鞑靼领鬼力赤所部的五万骑兵相遇，周天寿借助火炮的辅助，在战场上占据主动，双方激战一日，鞑靼部力战不支，全线溃退。北伐军乘胜追击，斩两千，俘虏近千，更缴获了大量牛马。
北伐军战告捷，一战就控制了南部草原，而周天寿没有冒进，而是分兵屯驻，开始用稳扎稳打的蚕食战略。
与此同时，万磊一面派人去划分草场，一面向社会公开出售这些草场。为了鼓励百姓北上牧羊，几十公顷的牧场，卖价只是象征性的一银元。那些家贫买不起羊的，政府还无偿提供十只种羊，甚至还许诺养羊给补贴，每一百斤羊毛给一银元的补贴。
如此多的优惠政策，一些刚刚加入北平行省，相对穷困的百姓都心动了，他们虽然知道北上牧羊有危险，不过在巨额利益的驱动下，他们还是愿意冒这一把险，一些官兵也抢着认购牧场，毕竟土地是恒产，囤积牧场也算是一种投资，为此万磊归定，每人只能认买一份，以免一些人大量囤积牧场却抛荒闲置。
与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不同，这一批新来的牧民其实是定居的牧场主，牧场是固定的，彼此之间没有界限之家。而牧场划出来了，还会围上铁丝网作为边界，以防狼防贼，不过这些都牧场主自己的事了，万磊只会平价提供铁丝。
另外，那些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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