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某些诱惑虽大却有些不切实际的龌龊念头，载洵在英国的第一个夜晚，还是过得比较满意的。
公使馆的环境相当不错，穷家富路，再穷不能穷了外交人员不是？况且，要不是每年那么多的旗人供养和赔款，大清的财政状况还一直是挺不错的。
金二留在了阿姆斯特丹打理龙旗公司，有荷兰王室的背景帮衬和一天数封电报的请示，再找几个精通汉语的通译，金二的总经理身份还算应付得不错。
“本就是没有什么技术难度的工作，让他花钱还花不明白？”
载洵撇撇嘴，离了主子身边，金二在京城时就是得瑟得不行的人物。打着醇王府的招牌，三教九流的朋友都不少。这花钱赚吆喝的事，也实在是最适合他的性子。
现阶段的龙旗公司，载洵并没指望着它会赚钱。抓着金币、挥着英磅告诉别人，“我们很有钱。钱多，人傻，速来！”
载洵要的是影响力，要的是势。
工业大革命、科技大爆发的年代，什么最值钱？不是铁甲舰，更不是毒品，而是人才。在华人心智未启，眼界未开之时，载洵所能依赖的，也唯有西方的人才。
工厂也罢、车床也罢，甚至于熟练的技术工人，只要有钱，有什么是买不到和培训不出来的？清廷洋务运动的失败，除了官督商办的错误体制和囧迫财力的限制之外，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引进先进的管理和以人为主的理念。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期，貌似强大的国有和集体企业都在私有工厂甚至是个体户面前败下阵来，究其根源，就是动力问题。
厂子是国家的，以爱国精神为鼓舞和收益都是自己的，以利益为动力的巨大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并不是说私企老板就不爱国，可空喊口号和实在的利益实在是没有什么竞争力可谈。
载洵也认为，如果张之洞和李中堂的洋务，能够放弃官督商办，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办厂和经营事务中来，那所谓的同治中兴，想必一定会更加名符其实一些。
明白这个道理，却不意味着一定就可以做到。也许，那几位“中兴名臣”也会有如此的感慨。
载洵欠缺的则是他年纪尚幼，除了一个并不太管用的贝勒身份，就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权利。当然，载洵也有优势，那就是资金。与龙旗公司相比，卡塔琳娜的龙旗寻宝舰队，才是真正会下金蛋的母鸡。
但这个时期的西方人，本就有着高人一等的意识，对于东方，更是愿意以一种征服者和施舍者的身份出现。让他们为一位东方老板服务，就算是雇佣普通水手，都是由卡塔琳娜出面的，更何谈那些本就狂妄至极的科学天才？
就算是有再多的钱，也不太可能说服他们心甘情愿的来龙旗公司的实验室来工作。
所以，载洵才要造势，才要在欧洲上层社会中营造出一个超级富豪风暴。
“谁傻？认为别人是傻的人，才是真的傻子！”
龙旗公司的大收购，看似是胡乱花钱，可细看看名单，你才会明白，载洵收购的，不是工厂，而是人才。无一例外，每一笔收购合同中，都有一条，原工厂的管理和技术人员都要一同加入龙旗公司。
利用这个手段，龙旗公司旗下，已经组建了多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的领导者无一不是后世赫赫有名的天才级人物。
卡尔·本茨，德国人，世界上第一台三轮汽车的发明者，噢对了，让卡尔投入龙旗的那个汽车小作坊叫奔驰汽车公司。
约翰·博伊德·邓洛普，苏格兰人，他的职业是一名外科医生。但在龙旗公司的猎头找到他时，却聘请他去阿姆斯特丹组建一个橡胶轮胎实验室。原因是他曾对为自己儿子的自行车做了两根充气的橡胶轮胎。
伽利尔摩·马可尼，意大利人，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与载洵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还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家境也非常富裕，但当龙旗公司的猎头将一张年薪一万英磅的工作合同，和一份关于无线电通讯发展前景论述的文章同时摆在他面前，并承诺实验资金可以无限申请时，他还是毫不犹豫的带上了自己刚刚搞出些苗头的无线电设备，来到了阿姆斯特丹。他唯一的附加条件，是要见一见对无线电通讯前景比他这个发明人还要有信心的龙旗老总，金二满足了他的这个要求，呲着满嘴的黄牙嘿嘿一乐，“暂时来讲，我就是！”
英雄相惜，当知道载洵的年龄之后，马可尼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他的实验成功之后，第一封电报一定要由他亲手发给那个与他一起改变世界的年轻人。
没错，就是改变世界。在这个时代，没有人会比载洵更清楚，无线电通信的出现，无论是对于军事还是在民用方面，将会带给人类社会多么巨大的改变。
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就是人类科技大爆炸的一百年。这一百年间，许多的发明使人类的生活甚至是战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中华的落伍，也正源于这一时期，我们没有跟上列强的脚步。用句后世的时髦话来说，那就是：我们输在了起跑线上。
然后便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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