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猛地一愣，拿着报纸，瞪眼张嘴地看着三麻子：“三爷，真，真是他？”
三麻子蹙了下眉头：“这是我前天从乡上拿回来的，是不是那个老王八，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依我推断，姓黄的今年也七十多了，在政府里干个闲差还差不多，干个副主任，那精力够呛。”
我晕，麻子一会东一会西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呀。
我道：“那这个黄福贵，应该不是你那个黄福贵吧？我一听你说的就不对，他一个老汉奸，还投靠过**，咱政府咋会用他呢，恐怕早死掉变成一撮黄土了。”
三麻子冷哼一声：“死不死我还不知道吗？”
啥意思？我诧异地看着他。
“他若死了，我会有感应的，起码，会做个梦。”麻子眯眼继续说道，“明天，你去胶州县城里打听打听，看看那个人是不是咱要找的。”
我应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在三麻子的催促下上了路。
潍县距胶州有三四百里路，来回要四五天，好在三麻子给了我充足的盘缠，到了镇子上雇了辆马车就直奔胶州而去。
故地重游，我是感慨万千，隐隐就想起了那个饭店老板娘，母老虎林山花，不知当初她和一枝梅打闹后去了哪儿了。
当然，我也只是在心里活动下，不敢也没动力去打听她。
在胶州城里转了一圈，就打听到了报纸上那个政协副主任黄福贵的大体身份。
原来此富贵不是彼富贵，人家是多年的地下党员，才四十多岁。
这我就放心了，因为不用再鼓捣事了，遂在酒馆里和雇的车夫吃饱喝足，又带了些肉食面点，转头往回赶。
这样来回六七天，在农历五月底的时候又回到了小王庄村。
三麻子听了，皱了半天眉头，叹口气说那先放下吧，等有机会继续寻那老王八。
接下来，我就做为被劳动教育的对象，在村长三麻子的安排下，由党员二赖子和积极分子顺子俩同志监督我的一切活动。
当然，二赖子虽然对我有气，可碍于三麻子的钱和面子，对我也不敢咋的。
顺子呢，本来就是个老实善良的人，自稀里糊涂地吃了三麻子暗中下的“红药丸”后，精神饱满，体力充沛，跟我嘻嘻哈哈的仍然是好兄弟。
顺子媳妇呢，时不时地对我流露出贪婪，但我偷偷地告诉她，说顺子哥已经回来了，你晚上也闲不着，就别想三想四了，我还处在劳动改造中呢，咱俩若还黏着，万一被革命群众撞破，不就更完蛋了？等，等以后我摘了帽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三好青年’了，咱再偷吃也不晚≠说我都二十**了，也不能光贴着你呀，好歹的表现表现娶个媳妇过日子呢，是不？
她毕竟是有点文化，听了这个也就安下心来不再纠缠，并暗中张罗着给我寻媳妇。
刚开始我还诧异，后来才明白，她这是为了以后能自然而然地跟我打成一片呢
这边总算摆平了，而二赖子那儿却令我很头痛。
首先他对我很警惕，尽一切力量不让我和他媳妇碰面，更不能单独在一起。
他媳妇呢，却是个没头脑的人，喜欢我的鸟大体壮，也很怀念我们在青岛的日子，虽然短暂，但很有味道。
所以，有事没事就抱着孩子来我们家借东西，磨磨蹭蹭的不愿走∈题是，那孩子小鼻子小眼的压根就不像我，我心里就隐隐想起那个炸油条摆早摊的姓曹的家伙，感觉自己可能被冤枉了，可又不敢说。
而二赖子同志见她媳妇天天往这儿跑，大为光火，终于在仲夏的某一天晚上，在我们家里，守着三麻子和我俩，把积压大半年的怨气爆发出来。
起因其实很简单，我傍晚从地里收工回来，舀了一盆水就在院子里开始洗脸，因为天热，羞冬不羞夏吗，把汗水浸湿的白汗褂也脱了，赤着上身弯腰把头埋进盆里，唏哩呼噜地痛快。
这时，赖子媳妇抱着孩子从外面进来了，说是借点白面给孩子熬碗面糊糊喝。
我正在洗着头呢，就让她去灶间跟三麻子说。
也不知是她看我结实的肌肉不舍得走，还是压根就是托词，反正就那么抱着孩子站在我旁边，痴痴地盯着我。
我也没当回事，她性格就是爱黏糊的。
不料，就是这么一点破事，被匆匆赶来的二赖子撞见了。
他先是一愣，继而冲他媳妇低声骂道：“你个臭们，又跑这儿浪开了？还没够吗？好，老子就让你们这对狗男女得瑟着，我，我去乡上找周乡长说理去！”
他说着就气丢丢地转身往外走，赖子媳妇一见也火了，就跟他吵了起来，说你去吧去吧，老娘怕你不成，我们在院子里也没干啥，不就是来借点面吗，还反了你了。
二赖子本是虚张声势吓灰，而我也看透了他的心思，就不理，该洗了洗，该擦了擦〃算把他当空气。
二赖子目的就是为了讹我呀，见我不理，没辙了，遂恶狠狠地道：“郭狗蛋，你别以为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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