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个有四百万城市居民的大城市，有十来所高等学院，没有一条“大学街”。南岸却因为山顶上有一所中学，有条中学街。可能若干年前，这个贫民区有了第一所中学，是件头等大事。
但这一带的中学，与大学无缘，每届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幸运儿掐着手指可算。有的中学连续十年交白卷，明白此地学生不堪造就，就取消了高中。但在这一带的小贩、江面的水手、造船厂的工人中，很容易把校友召集起来。
中学街离我家不远。石阶较宽不太陡。街两旁依坡全是低矮简陋的木板房子，街面房子的人家大多做点小本生意，卖油盐酱醋，或是针线鞋带扣子。石阶顶头有个小人书摊，兼卖糖果花生米。下雨的时候，老太太将书摊移回房里，在门槛内放几张小木凳。
经常整条街无法通行，石阶上、屋檐下、房门、窗口挤满人。
“你龟儿子尖嘴滑舌，夜壶提到老子头上来，耍假秤！也不去打听打听，老子是可以洗刷的么？你猫抓糍粑，脱得了爪爪喽？”
“啰唆啥子，把他洗白。”
“我日你先人，你装哪门子神。”
“我日你万人，祖宗八辈。”
旁边的人添油加炭，唯恐打不起来，“好说个卵，锤子！”
重庆人肝火旺，说话快猛，像放鞭炮，声音高，隔好几条巷子也能听见。重庆人动怒不是虚张声势，不到动刀子不罢休。南岸贫民比城中心居民更耿直，肠子不会弯弯绕。彼此投缘时，给对方做孙子做牛马都行。城中心人会看风向，瞄出势头，不吃眼前亏，背后整人却会整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从小看这种街头武打，等到读武侠小说看功夫电影时，一眼就明白其中的英雄好汉，不过是打扮得精致一点的街痞子，说话还没街头对骂精彩。
该到动手的时候了，人群自动往后靠了些。地方上的歪人，今天惹到冤家对手了。
“还不拉架，见红喽！”没人理睬这喊声。
“户籍来了！”这有用，街上的男人冲进场子中心拉架。这些人平常最看不起户籍，一有争斗还得互相扭到派出所讲理。人到底还是敬服权力。
杂货铺上端的一间房子最大，可容下一百来人，是茶馆，以前晚上讲评书，讲三国水浒杨家将，满堂听众如痴如醉。在我未出生前就被改作大锅饭街道食堂，我四五岁时被改成向阳院，毕恭毕敬效忠**，跳忠字舞。后来成为造反派司令部和批判“牛鬼蛇神反革命”的会场，被打倒的人戴了尖尖帽游街从这儿出发。我那时还不让进这门，只是踮着脚尖站在外面石阶上，着急地等着里面变出新花样。后来有好几年挂了“学习班”的牌，“学习”的人一茬茬换，个个精神委顿，脸上身上长起了霉点，气味难闻。到70年代末，最后一批人才不见了，每天晚上放上一个光刺刺的黑白电视机，挤满大人小孩，闹闹嚷嚷，前面坐凳子，后面站凳子。
我不能去看，我得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
2
背着书包，我拣阴凉处走。到放学后，太阳仍未减弱逼人的猛劲。夹竹桃粉白嫩红的花，沿着斜坡一路盛开，盖满湿漉漉青苔的石墙，将枝杆高高托起。我从两块黑板报的空隙中穿进树丛。浓荫里的湿土有一股甜熟的霉味，太阳再猛，我还是情愿在树荫外走，我在心里对自己下命令：回家，不去，今天不去，这次不去。下次去不去再说，至少我可以不去一次。
但经过学校办公楼时，我的脚仍然向石阶上迈。拐上楼梯，来到熟悉的门前。
“进来！”还是那两个字，他永远知道是我敲门。
已经进门，我心里便没了路上乱糟糟的想法。在历史老师办公桌对面一张旧藤椅上，我坐了下来。
办公室原是一间大教室，隔成几个小间。书柜上堆了些红色喜报纸、几把折柄秃毛的排笔什么的。一个教师一张办公桌，除了一把露出竹筋的藤椅，还有几个没靠背的方凳。没有窗帘，朝南的窗大敞，阳光曝亮。他桌边的玻璃窗涂着绿漆，沥沥挂挂很不均匀，但遮住了强光，远处篮球场上的喧叫变得模糊了。
这城市四周绿荫密掩的山里，有不少达官贵人的英式法式别墅，原先住的是蒋介石的近臣、美国顾问，现在住的是**的高级干部。我从来没去过那些地区，心里没有这个对比，这是一个不属于我的城市。
这幢两层中学办公楼，斜顶方框窗，确实称得上是我十八岁前走进过的一幢上好的房子。虽然人走在楼梯上，楼板就吱吱嘎嘎哼唱。门和窗扉旧得钉了几层硬纸板，只需稍用劲踢，便轰然散架，近几年已被踢破过多次。
头一次到这楼里时，我告诉历史老师，觉得这里好熟，包括那绿漆的窗子，硬纸板的门，厚实的砖墙，要不是前生，就是在梦里来过。其实我在梦里还见过他这样一个人，或许就是跟踪的男人，使我梦境不安。我还未来得及说，他就好奇地瞅了我两眼，不为人觉察地微笑了一下。从那以后，他就不再用老师的口吻跟我说话。
他头发总剪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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