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个定理：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向不好的方向发展，那么按照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越重要的事情就越有可能变得更糟糕。
此刻马睿便深深地体会到了这条定理的正确。
从滨江分局调阅档案失败以后，专案组和滨江分局的关系一下子变得非常糟糕。
周卫红当时曾扬言说要把事情追查到底，但归根结底也只是气话罢了。他只是处级，虽然因为资历够，省厅也有很多人卖他面子，但毕竟是没几年就要退休的人，没有人会为了他而得罪一个正在上升期的干部。更何况，他们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天台连环杀人案”，不可能把精力放到内部斗争。
而滨江分局的局长李庆斌却不这么认为，能够以39岁的年龄当上分局长，他除了作假案，自然还有自己的关系和手段。
对于专案组和周卫红来说，“11－23特大抢劫杀人案”是一个破解案件的重要线索，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突破口。但对于他来说，却是关系到政治前途和政治生命的十字路口。
他不能不全力以赴。
于是仅仅过了一天，便有市局领导来找周卫红谈话。
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事后便不再有人再提起关于“11－23特大抢劫杀人案”的事情。各级领导再度施压，专案组不得不把精力集中到新的案情中，试图阻止凶手再次作案。
周卫红的气色变得极差，整整一天都在不停地咳嗽。
有人传言说周卫红很快将作为破案不利的替罪羊，在国安局特派员到来以后下台。
马睿感到非常气愤，但作为一个普通刑警的他无能为力，只能被动的接受上级的命令和安排。
专案组变得死气沉沉，自然也提不上什么进展。
就在这样的忐忑不安的气氛中，他们终于接到了召开欢迎会的通知。
仿佛是黑社会谈判，专案组的成员不约而同的坐到了周卫红那一侧，任由长条形会议桌的另一侧就那么空着。
市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进来看到这种情况都感到很不高兴，政治处主任过来说了几句，却没有人理睬他，于是他也阴沉着脸坐到了对面。
会议室的气氛很不融洽，但周卫红却像是没有看到这种景象，只是偶尔的咳嗽、喝茶，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
10点半，副市长兼市公安局长张建军终于率先走进了会议室，秘书处的主任热情的招呼着3个穿便装的陌生人跟着他走了进来。
看到眼前的局面，张建军愣了一会儿，随后压抑了心头的不快，微笑着说道：“各位同志，这几位就是国安局下来指导工作的特派员，黄同志、张同志和刘同志，大家热烈欢迎！”
一阵虚情假意的掌声中，3位特派员和陪他们进来的领导陆续落座，长条形会议桌两侧人数基本持平，不和谐的感觉终于减弱了一些。
虽然觉得有些不爽，但是专案组的成员出于礼貌也象征性的鼓了鼓掌。
接下来自然是老套的一一介绍、宾主尽欢、相互吹捧的那类无聊把戏，马睿缩在最后一排，仔细打量着对面那三个人。
他们的年龄看上去都不大，最老的那个张同志面相有些苦，但看上去也不过40多，而坐中间的那个一直笑眯眯的黄同志不会超过30岁，另外一个戴着眼镜，一看就是技术人员的刘同志大概是40不到。
此前马睿并没有和国安局打过交道，但据组里懂行的人说，其实国安局很少介入地方事务，主要还是负责外交和谍报，对内更多的是监控和一般性调查。
对于国安局为什么会介入侦查，大家都没有定论，但感觉却基本一致。
一方面，大家都认为国安局的人应该是很厉害的，如同007那样的特工，也许会掌握一般人无法触及的资源，从而迅速破案。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的努力遭到了质疑，被画上了无能的标签。
这种矛盾的心理活动让专案组的大部分人天然地对特派员有着抵触情绪。
不知不觉，会议开完，不出所料会议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结论或者安排，只是画了一个好大的饼，然后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坚决的表示将会最大限度的配合工作。
周卫红不声不响的带着特派员往楼上走，张建军和他们寒暄了一会儿，转身离开。秘书处的主任本想全程陪同，被黄同志婉拒了。于是走进顶楼网球场的还是专案组的15个人，再加上3个没摸清底细的特派员。
刘同志开始小声向宁义军询问刑侦设备的配置情况，张同志挨个找人郑重其事的握手，而黄同志则散了一圈烟，然后以一种最懒散的姿势躺在椅子上，不着边际的聊起天来。
气氛有些诡异。
周卫红忽然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说道：“同志们，开会了。”
等大家都在会议桌旁做好，黄同志才不情不愿的坐直了身子。周卫红瞥了他一眼，大声说道：“请国安局的领导作指示！”
众目睽睽之下，黄同志似乎有点尴尬，小声道：“其实我们是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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