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薄的钢丝单人床，拘束地靠着进门一侧的墙壁，床边一个掉了几片漆的高脚柜子，本该是病房里装载器械、药品的什物，现在勉强当个家具，三四个铁丝衣架歪歪扭扭地挂在东侧本就不在一条直线的钉子上，再就只有北面这一扇窗前的绿色桌子，早已斑驳了，依稀辨得表面有数字的演算，不知曾是哪家孩子的写字台，如今也放在屋子里充数。
斜倚在这桌子上，微风吹起棉布的乳黄窗帘，天上一个硕大的月亮，昏黄浑浊，悬在空中，周遭裹上一层雾霭，明天是个雨天。
滔滔长江水自窗前奔腾而过，夹杂着叫喊，北面一片火光，时不时升腾起红彤彤的焰色。
像极了那年在外白渡桥上仰头看的月亮，也是这般硕大无朋，仿佛这廖静的夜幕无法承载它的重量，而随时要将它直直坠在眼前一片江水中。
背后一片欢呼雀跃，转过身，背靠在桥栏上，一道白光“倏”一下子腾空而起，直插天空，顷刻散下伞样的烟火，将本已灯红酒绿的租界映得一片朦胧，带着好看的弯角和浮夸雕饰的洋行百货，此刻投下巨大的阴影，那黑色的图形里，高挑的白人女子一路“咯咯”笑着，优雅地轻掸香烟，我仿佛也能闻见那略略提神的薄荷味儿。
一阵凉风，却不如往年的冬天那样冰凉，带着黄浦江水的味儿，卷起我的黑发。博容突然“嗤嗤”地笑了，我懒懒地靠在他的肩膀上，听见这忽然的笑声，不解微微仰头，见得一绺长发正挠着他的左脸颊，他是忍不住了，我伸出左手想要拈开，却被他一把握住，他的大拇指在我的手背上轻滑，腻出说不出来的快慰。
“看来我们俩定是天作之合。”他盯着又一朵升腾而起的紫色烟花，待到落下来才说出这样一句。
这回轮到我“嗤嗤”地笑了。“哪个要订婚的人不这样想？”
他清清嗓子，“本也就两家人，并几个着实熟悉的老亲，你我两家在苏州的亲戚都不多，这订婚宴未免有些凄凉。这刚把日子订下，北伐也结束了，各地的封锁一并解除了，这下北方的许多亲朋好友都能来，这还不是老天帮我们？”
虽自己也是这样想，却不肯像他这般喜形于色，只将头埋在他胸前，正看见桥北面苏州河边，普通的百姓们也都一团喜气的神色。之前我们的生活虽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可三天两头就看见报上、听见广播里的军阀混战，涉及的城镇、乡村，无不生灵涂炭、普通人家生离死别，光想着也觉着不是人过的日子，现在终于太平了。
远远地传来汽车喇叭声，“叭叭”响个不停，倒不像是一般洋人的做派。这帮子白人，实际上占了这么些地，在租界里明显地优于我们，可在日常的礼仪上，又表现得无可指摘，也不知他们哪里来的那些从容与高雅。
可是开这车子，又不是白人，是什么人能这般嚣张？抬起头，看见南面快速驶来三部汽车，一样的黑色外壳，和大街上走的那些都一个样，都开着车大灯，六盏灯齐刷刷地照向桥面，我觉得有些晃眼。领头的那辆就一直尖锐地鸣笛，后面两部都保持着相同的车距，跟在后头。这三辆车，这样疾驰在属于慵懒的夜晚中的黄埔江畔，显得这样格格不入。
我不自觉地向后靠紧桥栏，又向博容挤了挤，他左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显然也觉出一股肃杀的气愤。
不知是不是错觉，第二辆车经过我们跟前时却慢了几分，用约摸普通电车的速度从面前缓缓驶过。虽是透明的玻璃，在外白渡桥密密麻麻钢铁的投影下仍像个黑咕隆咚的窟窿，似乎有人像我们望了望，却又看不见。开到桥心，那司机又快了起来，重又跟上第一辆车，三辆车整整齐齐地继续开着。
我眨眨眼，抬头看博容，他正也低头看我，我正想问他是否看到减速，他却一笑，“中央政府里头那帮子拿着钱出来享乐的官员。”
“你怎么知道？”
“那车牌子是南京军队里头的。”他的眼神倒是好。“这帮官僚。”说着轻蔑一笑，肩膀也跟着一耸。每次谈到时事，他总是这般要指点江山的模样。我虽是赞成他的话，却总也不愿一直这样气哼哼的，他好歹已经接手家里一半的生意，生意人的生涯基本走上正轨，这种时候还是学生气十足，都是当年在北平上大学时养成的习惯。
想到这里我又噗嗤一笑，张家老爷有两件事情名扬苏州城，一是他的生意，二是他的崇古。他的生意，米行、布店、酒店，遍布江浙。他的崇古，博容私下和我抱怨，大概整个苏州城他是最后一个剪辫子的，一直留到了旁人开始穿西装、开汽车，他才抖抖索索地剪了头发，老泪纵横，这算是他在新式路上走出的最大一步，也是最后一步。如今他每天还穿着那长褂，带着瓜皮帽，拄着拐杖，在苏州城里他自己的店铺间走动，背后跟着顶轿子，走不动了，随时上去。汽车是万万不能坐的。
也不知他怎样想到让博容去上洋学堂，这一上，还就上了北平，要知道，凡事走在前头的年轻人，都在北平。
说也奇怪，博容回来后，在家里竟从没有起过争执，我心里好生奇怪，但他既然有法子摆平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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