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前面说过的，东这个人其实并不太在意朝廷官员队伍的扩大，至少是合理的扩大。
汉制的确简单，不过它建立在更简单的社会生产和分工基础上。当古代的中国社会发展后，这种简单已无法适应朝廷管理天下的需要，所以才会出现“三省六部”制。
宋代存在的主要问题，后世所公认的是：它在唐制的基础上，又设立了许多的官职，这就造成了朝廷中不仅机构和官员越来越多，且官职紊乱、让官员无所适从。比如《宋史》中的评价就是：“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所以，认为应当进行调整或裁撤的，并不仅仅是东，还包括了很多行朝的大臣，比如陆秀夫和文天祥等人。
但行朝在景炎五年的改制中，除了恢复了汉制中的丞相主掌朝政、采用了郡县制之外，对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取消了“中书”和“门下”两省。
实际上，自唐代的后期，原先“三省”中的中书、门下两省，就已经开始名存实亡。
元代以“中书省”掌国政，它的“中书省”其实就是过去的“尚书省”。而所谓的“尚书省”，则随着忽必烈等人的性子，想设就设，想撤就撤。“门下省”甚至直接没了。
明代朱元璋开始时模仿元朝也设立了中书省，但在胡惟庸一案后，他不仅取消了中书省、甚至连丞相也不设，只保留了各部尚书之职。到了明仁宗时期，才开始逐步确立“内阁首辅制”。
至于宋代，虽保留了“中书”和“门下”两省，可基本上只能算是摆设了。
东曾经对此也琢磨过，他得出的结论是：“中书”、“门下”两省的消亡，除了有很多帝王喜欢独揽大权这个因素外，也是与隋唐“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审议封驳，尚书省掌执行”的这种设计，所存在的某种缺陷有关的。
因为朝廷的“制令决策”，应从治理天下时实际面对的问题和需要出发，而真正对各地情况比较了解的，反而是负责具体执行的“尚书省”。
尚书省的下面不仅有六部、二十四司，还有各州、县的官员，他们显然比高踞朝堂之上的“中书”和“门下”两省，对各地的情况要更了解。
故此，“制令决策”的真正需求，来自“尚书省”；如何“制令决策”、或者说“令”和“策”的具体内容，也应由它来提出。
这样来看，“中书省”就的确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同样的道理，“门下省”对于“制令决策”的“审议封驳”，其原本主要出于这样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防止帝王决策有误；
二是对“制令决策”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审核。
它们原本确实非常必要。因为就算是英明神武的李世民，他也不敢说对大唐帝国所有的事都了解，客观上需要有人来协助和把关。
但问题是，“门下省”的这个“审议封驳”，也要求必须了解各地的实情。不了解实情肯定无法进行有效、合理的审议。
可“门下省”同样没有尚书省了解情况。如果帝王问起，相对来说，还是尚书省的官员能说得更明白；尤其是遇到新情况、新问题的时候。
这就是“中书”和“门下”两省逐渐衰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东并不否认过去“门下省”职能上的必要性，因为这体现了一种更严谨的治国理念。只不过他把目标转到了“御史台”。
在他看来，只要恢复秦制中的“监郡御史”，朝廷中就能多了一个独立了解下情的渠道。
各郡的“监郡御史”自样能了解当地的情况，只要对他们提出要求、且所反馈回来的信息足够，就可以让朝廷的御史台了解到各地的实情。这样，御史台就有了对朝廷的“制令决策”进行“审议封驳”的资格。换句话讲，就是它完全可以承担过去门下省的职能。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他才授意夏士林重建御史台，使之独立于朝政之外，且将其垂直延伸到各郡、县。
在东的评估中，朝廷的刑部和大理寺也需要进行改动。
这是由于，刑部过去所掌管的，既有“追命奸盗”，又有刑法、狱讼、赦宥等等之类的事。它存在的问题，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执法权与审判权不分。”
而朝廷大理寺的职能中，也有“断案”、“治狱”权。这就出现了一定的重复。
此外，即便是后世的中国人，也大多知道“县太爷断案”这回事。但这个事，它实际说明了另一个事实：中国古代的“父母官”在地方上的权力很大，基本上集当地的治理权和司法审判权于一身。
因此，东就对刑部和大理寺的职责重新进行了一个划分。
他觉得，刑部完全可以重新定义为一个治安部门，其职能应更明确地集中到维持大宋的民间治安上来。
而大理寺则可以视作是这个时代的最高法院。将来可以通过它，在各郡、县都设立一个“判院”，由大理寺直接派人担任“判事官”。这样，就能够很方便地建立起大宋的三级审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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