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院子里陪着散步的宋瑞，看着怡然自得的帝国陛下，心中很是有种说不出的味道。
因为在他、包括其他人的眼中，这个胆子贼大的主，真的很难见到有什么担忧或害怕过，这也是令许多人最困惑的事情之一。
只不过假如让他们知道，别人满脑子的，“假如错了，咱一纸诏令把它给废了。实在不行，咱立刻就跑路。”只怕他们的困惑全变成眼泪了。
宋瑞没有在朝廷新的赋税制度上多言、甚至他都很难开口，原因自然很多。
首先，在职责和范围上，严格来讲这属于民政，并非是兵部应当插手。
至少在目前，宋瑞要比朝廷中的任何人，更明白陛下所定文武分途的用意。那么，为帝国也好，为自己也罢，他就决不会轻易去试图越过其中的界限。更何况这是在堂堂大宋朝，武人干政？您就是自己在找死。如果不是陛下私下里亲自垂询，他会否开口都很难说。
其二，宋瑞心里也同样明了，帝国陛下新制定的举措，不完全是为了朝廷战时国用不足。因为在陛下策划了国债和钱行之法后，朝廷不敢说已彻底解决战时花费的难题，但目前也不见得非常迫切。显然，他的这个新举措，就是着眼于帝国的将来。
他非常非常清楚这个政策的深远影响，而且他更知道，这个圣心难测的帝国皇帝心思之“深”，远不是其他人所能知。
第三，陛下的举措里面，也涉及到他和众多的海上臣民，这就使得宋瑞并不好开口。
但最重要的，是他实在太明白这个举措实际所针对的对象，也可以说是某种帝国的弊病，并且他还十分了解这里面的难度。
在我们帝国的历史上，百姓与士大夫之间，负担国家规定的赋税和徭役，一直是存在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由于士大夫在社会上高于他人的地位，因此历代的朝廷，就在赋税和徭役上，作为一种拉拢，对他们极为照顾。
在赋税上，理论上所有私人的土地都要缴税，士大夫也不例外。但实际上，他们都存在种种优免。
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元好问和张德辉去见忽必烈，其过程和结果，就很能说明一些事情。
（张）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蠲”这个字是免除的意思，也就是历代朝廷都有旨意免除儒生的兵役赋税。老忽得到儒生们的拥戴，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利益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宋代的官员本身已经有了免税的职田，可天下仍有七成的土地不交纳税赋，这里面主要就是皇室、贵族、士大夫等人在玩手脚。真正的百姓哪有什么本钱和胆量来玩这个。
而在徭役上，当初汉律中就有规定：宗室、诸侯、功臣的后代，官吏，博士子弟，通一经的儒生，都可以免役。
宋代是士大夫的天堂，自不必说，凡进了朝廷学校的学生，一律免除。即使到了后世的明、清，只要你是秀才，就有两个亲戚家人可以免除徭役。
宋瑞非常非常清楚，宋末的那些所谓士大夫，所学所教，只是为了“明利而已”，这也是他当初在试卷中痛斥这些人，并大声呼吁“民困”的主要原因。
他更知道，在田土上，那些人采取的是，一瞒（天下的隐田），二逃（官员名下的田土不缴税），三抗拒。并且由于这些人沆瀣一气，朝廷即使知道，也无法追查。
历代每次清查土地，总可以查出许多官员名下的大量田土，无一例外，其实已经很说明了问题。
这种百姓与士大夫之间的不对等，就像后世的企业，一个负担重，一个负担轻，竞争中谁胜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所以，王朝的后期，总是伴随着土地兼并的激化和民生的困苦。
北宋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以及南宋时期多次提出的“经界法”，都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但从王安石开始，谁办这件事，谁都没有好结果。高宗年间的户部侍郎李椿年，也操作了这件事，其结局却是罢官。可以说，每一次到最后，总是朝廷一纸诏令，“扰民太甚”，全都不了了之。
现在又来了个胆子更大的人，而且就是帝国的君主，他真的能将此事彻底进行下去？宋瑞看了看身边的帝国陛下，眼神有点恍惚。
但就如同陆秀夫所见，宋瑞同样知道，如果要采用这个举措，眼下确实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朝中的大臣在听了小鬼头的话，“朕会给你们更多、更好的土地”之后，至今没有分得丁点田土。那么，这件事就暂时牵涉不到他们，故此，做事的阻力也就要稍小一些。
当然，宋瑞也很清楚，朝中的阁僚们对此事心里不会没有数。这个举措能否在朝堂上顺利通过，仍属未知，毕竟它牵涉的太大了。
可眼下这个贼胆包天的陛下，神情却是满不在乎。先帝理宗都不敢做的事，他真的就有把握拿下？
宋瑞还担心的另一件事就是陆秀夫这个人。作为朝廷的首席大臣，无疑此事将会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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