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和后金开战是十一月的事，高第十月的时候难道能够未卜先知？
再看第二条，高第得知后金有抢犯明朝粮食的企图是什么时候呢？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初六日，辽东经略高第奏报：“奴贼希觊右屯粮食，约于正月十五前后渡河。”（《熹宗实录》）这条记载左派大佬同样也引用了。但是他通过混淆叙述顺序，使得粗心的读者往往会忽视这里面时间顺序上的绝大破绽。六年正月高第才正式上报后金有要来抢粮食的企图，前一年十月的时候左派大佬居然就能胡说“面对当时的形势，针对后金有抢犯明朝粮食的企图，高第在获得准确情报的情况下决心‘坚壁清野’”，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左派大佬的结论是，高第的撤退是“在据实研判以后形成的果断决策”，据的什么“实”？在天启五年十月的时候，据天启六年正月的“实”！如果事实真的是如此的话，左派大佬称之为果断决策实在是太辱没高第的能力了，完全应该称之为神来之笔才对。
那么，十月的时候，导致高第下决心关外全面弃防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周文郁的《边事小纪》是这么说的，“公行后，中枢高公第以柳河之故，下檄马帅，令撤锦右宁前之兵，弃关外四百里。”此外，王在晋的《三朝辽事实录》里也有同样的记载，“（六年正月）兵部题，奴哨松山，则宁远近矣。前因柳河之败，旧镇仓皇撤防，右屯大凌止供哨将憩息，不为信地。今所急者，宁远也。”高第的撤退绝对不是因为明鉴万里的提前估计到了后金的进军，而是因为“柳河之败”。保守的高第生怕重蹈孙承宗因柳河之败而丢官的覆辙，因此一力想要放弃关外所有国土，把大军都撤进山海关，希望依靠山海关的守御能力最大可能的避免军事失败，进而不惜抛弃孙承宗耗费四年心血所光复的四百里国土，不惜遗弃关外几十万百姓。
其次，袁崇焕和金启倧的官职与职权范围。在《明史袁崇焕传》中的这段记载里，袁崇焕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因此，很多人把袁崇焕此事的官职理解为“宁前道”。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精确，袁崇焕此句里的“宁前道”不过是一个简称，此时他完整的官职名称是“宁前道兵备佥事”，《国榷》中记载为“宁前道副使”，近似表达了这个官职的实际地位。“宁前”指的是宁远和前屯，因此袁崇焕实际的官职就是宁远到前屯这段地区主管军事的一个副职。除了宁前道之外，此时的辽东镇还有锦州道。锦州、右屯、大凌河都属于锦州道，即都不属于袁崇焕的管辖范围。所以袁崇焕就算反对高第撤退，但是也只能在宁前范围内用“县官不如现管”的方式违令，锦右这些地方的兵民是不会听他的命令的。再看金启倧，《明史袁崇焕传》记载的他的官职为督屯通判。左派大佬就是拿这个“屯”字大做文章，在文中反复提“右屯”，让人误以为金启倧的职责范围就是右屯。其实周文郁的《边事小纪》里写的很清楚，“金启倧署宁远通判事。启倧以文无害积官至县丞，陛外卫经历，效用于官，颇有志，故以署通判。”《明史袁崇焕传》中则记载，“启倧起小吏，官经历，主赏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为通判，核兵马钱粮，督城工，理军民词讼，大得众心。死，赠光禄少卿，世廕锦衣试百户。”结合两份记载就很清楚了，金启倧的职务是宁远通判，即袁崇焕的直属手下，官职中的“督屯”二字，不是指的监督右屯，而是指的他的日常工作是“核兵马钱粮，督城工”。按照袁崇焕和金启倧的官职，很显然，他们对锦州右屯都是没有管辖权的，但是在高第提出撤退方案时，他们却对这个方案提出了疑义。这也是左派大佬声称他们两人对于锦右的撤退负有责任的一个理由。但是稍微懂得明代历史的人就会知道，明朝的人，尤其是明朝文人，大多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风范，很多事情并不关己，但是柬议起来可以不要命。另外，即使没有经过我前面详细的官职分析，单单从《明史袁崇焕传》的记载里就可以推论出二人到底对于锦右有没有管辖权：如果要说金启倧是因为有管辖权才上了抗疏，那么同样上抗疏的袁崇焕也就应当有管辖权，那么以袁崇焕坚不可退的态度，他固守的就应当是更前线的锦州而不是二百里后的宁远；正因为袁崇焕只能守卫宁远，所以说明即使他上疏不可撤锦右也不能代表他有实际管辖权，同理可得金启倧的上疏也不代表他有实际管辖权。
第三，关于右屯的粮食。在这个问题里，左派大佬荒唐的推测与拙劣的篡改比比皆是。
1、但必须提出的一个细节是右屯的粮食并没有数量，在《清太祖实录》中只提到了“步兵四万”将粮食运进“右屯卫”，这个举措说明粮食不少，而“步兵四万”足以运送。就“石”这个单位来将，从准确的重量来说以《汉书·律历志》为准：“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即一百二是市斤（60公斤）。到了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记载：“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59200克，即59.2公斤，和汉代差异不大，后来又因为一石粮食恰好是一个人所能挑担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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