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万所长干笑一下：“至于推墙……下面的人回来后跟我说过，是我们单位的小吴带的头，小吴这人脾气挺冲，做事也冲动，可能是他为收费的事与你的家人发生激烈的争执，年轻嘛，火气大，一时都不冷静就动手了。”
说完，万所长站了起来，与牛天苟碰了碰杯：“在这里，我代表小吴向你道个歉。”
随着酒杯“当”地一响，两人一饮而尽，操正东老师连忙站起来斟酒，一边斟一边问：“为什么现在对农民建房的收费那么多、那么乱呢？”
“唉，这要说起来，话就长了。”万所长坐了下来，叹了口气，无奈地道，“这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说给我们听听。”操正东见万所长谈兴正浓，自己也想听听，一脸兴致勃勃的样子。
牛天苟也想听听，忙又递过一支烟来。
万所长把烟点燃，抽了一口，烟雾从他的口中逸出，慢慢向空中飘散，脸色也显得有些凝重，讲出了对农民建房收费多而乱的三个原因：
第一，地方单位经费不足，只能向建房户收费。
就拿镇国土资源所和建管所来说，它们分别是县国土局和建管局的派出机构，应受县国土局和建管局的垂直管理并统一拨给人头经费，但实际上镇国土资源所和建管所并没有纳入县国土局和建管局的财政分配，即使纳入了，也只是象征性地拨几百至千把元的人头经费。
这样，镇国土资源所和建管所缺乏必要的经费来源，就只有通过收费来解决人员的工资和业务经费，再加上镇国土资源所和建管所人员编制失控，许多有关系的人被塞了进来，近一半的人员经费没有纳入县财政预算，而镇财政又困难，这么多人要吃饭，财政又不拨付工资，不乱收费怎么维持？不向土地、建房要钱向谁要钱？
解决乱收费的唯一办法就是，镇里把该减的机构、该减的人员统统减下去，县财政把该拨付的工资足额拨下来。
但是目前由于体制方面的种种原因，恐怕很难做到，所以地方政府对这种乱收费的现象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第二，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只能向土地、建房收费
各地县级、镇级政府都把向土地、建房收费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有的地方甚至向镇国土资源所下达指标，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上百万元。
国土资源所为完成创收任务，只能利用手足的权力乱收费，有的国土资源所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借机生财，所以广大的农村建房户自然就成了乱收费的对象。
第三，各省各地自定政策，给建房乱收费提供了空间
由于国家对农村建房收费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更没有对不同地区、不同地段、不同用地性质等各种情况下的建房收费作出明确的界定，于是各省各地的自定政策便纷纷出笼。
例如，农民在村里自己原宅基地上重建的房子与农民在小城镇建设规划区移建的房子，两者的建房收费标准当然不能一样，但国家没有明确的界定；边远地区的农民盖平房与小城镇郊区的农民盖楼房，两者的建房收费标准当然不能一样，但国家没有明确的界定；小城镇郊区的农民盖自住的楼房与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民盖用于出租、办旅社办商店的楼房，两者的建房收费标准当然也不能一样，但国家也没有明确的界定。
于是，各省各地的自定政策对建房收费的层级和部门也不加明确的界定，农民盖一栋房，村级可以收，乡级可以收，镇级可以收，县级也可以收；土地部门可以收，建设部门可以收，规划部门可以收，勘测部门可以收，甚至财政部门也可以收。
有了各省尤其是各地自定政策的随意性，就有了地方各部门乱收费项目的出笼，什么土地审批费呀，土地补偿费呀，土地税呀，土地管理费呀，规划费呀，勘测费呀，耕地开垦费呀，土地复垦费呀等等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便如蝗虫一般涌来。
又由于农民本身掌握政策少，难以分清合法收费和非法收费的界线，缺乏对地方政府部门乱收费的抵zhi能力，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为乱收费提供了空间。
于是乎，农民盖一间房要交几千甚至上万元的费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
这顿酒一直喝到下午2点钟。
也许是操正东老师是儿子的班主任，也许是酒逢知己，万所长格外健谈。
临结账时，万所长硬要付款，与牛天苟推扯了好一会，见牛天苟执意坚持，只好客气地道：“好好，以后有机会我再请你们老师们吧。”
三个人出来都有点微醉，操正东老师担心牛天苟骑车不安全，硬把他送上了出租车，才推着自行车与万所长一起离开。
回到家里，老爸和弟弟们忙问情况了解得怎么样了。
牛天苟坐了下来，“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大杯冷茶才道：“找建管所的万所长谈了，估计问题不大，房子明天就可以叫人开工了。”
“那交费的事呢？”二弟担心地问。
“交费的事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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