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暂时处于军管之中，行政事务还没有那么复杂，为了尽可能的缩短军管的时间，短期干部培训班的时间被压缩到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梁成面临的学习任务非常繁重，包括法律、行政条例、机构运行、文化学习、处理流程等等，这是在旧时代无法接触到的，也是无法想象的。但梁成乐在其中，不到四十岁的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激情，这里的氛围让梁成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
11月5日，上海，随着枪炮声的临近，盛宣怀觉得越来越紧张，工厂的搬运工作进行的很慢，即使有大量的轮船提供运输，但拆迁和搬运都需要时间。许多非常重要的重型机械根本无法搬运，而这些恰恰是最关键的设备，还有大量的富商官员等待商船离开上海，他们挤占了大量的海运资源，对此盛宣怀还不能说什么，高官、旗人、富商，个个手眼通天，关系错综复杂，就连袁世凯都不想招惹。
汇聚在上海等待乘船离开的那些人足有几万，他们都是从江西、浙江等地逃出来的，携带着大量的家眷、货物、财宝，这让码头一片混乱，盛宣怀甚至有停止搬运的念头，他的电报已经发给了袁世凯，但还没有得到回信。最舍不得这些工厂的，就是盛宣怀，这些有一大半都是他待人打拼下来的，被誉为“财神爷”的他靠的就是这些工厂和轮船招商局，怎么会甘愿放弃呢？
不过，就算将其炸掉，也比留给乱党好，这是盛宣怀最后的决定，大量炸药已经被安放，就等着乱党进入上海的那一天。其实盛宣怀根本不必如此，他当成宝贝的机械设备，吕梁根本不放在眼里，那些设备与革命政府下的工业系统根本不兼容，而且非常落后。吕梁看重的，其实是那些工人，而上海大小工厂近十万名工人却根本没有人理睬！这些，才是上海最大的财富。
可惜，吕梁的疏忽，或者说革命政府高层基因人的漠视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损失，这个损失让吕梁后悔不已，并开始对政府高层进行改革，希望能引入更多的社会人才，改变高层古板的工作作风。
陈天华是振国党派驻上海党支部的负责人，这里是革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也是振国党总部最重视的地方之一，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得益于这些优异条件，还有陈天华拥有一定的社会名望，他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上海振国党支部在1903年的10月份已经拥有五百名正式党员，这些都是坚定的革命者，经过简短的培训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情报搜集活动等。
攻打上海之前，支部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求配合调查局摸清清军和列强武装的具体情况，包括人数、分部、工事设置等等。陈天华认为这是上海党支部最好的机会，革命浪潮席卷南方，极佳的革命形势让陈天华非常激动，甚至有些激动过度。心愿达成，满清即将被推翻，中国将迎来新生，这怎么不能让人激动？
陈天华认为，上海党支部在此次战斗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仅仅搜集情报。支部的党员们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愿意为革命流进鲜血，而且支部手里也有一些武器装备，在上海民间拥有广泛的革命基础，支持者众多，为什么不发动武装起义，从内部击败满清在上海的腐朽统治？这个念头产生后，陈天华立刻召集支部高层商讨，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响应。这些高层其实都是热血的年轻人，单纯的纸面工作和嘴皮子工作怎么能满足他们的革命热情？因此，上海党支部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并且没有向更上一级汇报。很难说陈天华为什么没有向上级汇报，也许是被火热的革命热情灼烧了大脑。
党支部都是由普通人组成，调查局则由基因人控制，所以，当调查局得知此事后处理的非常迟钝，上海地区调查局负责人认为这是上级的统一行动，没有进行干涉，只是将精力集中在情报搜集上，这也是陈天华能干成此事的重要原因。
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陈天华等人召集了超过三千名精壮汉子，由振国党员组织行动，其成员大部分是革命意识较早觉醒的工人们。陈天华将其命名为“上海义勇队”，要求成员们在左臂佩戴红绸，以区分身份。并将成员们分组、下发武器弹药，安排对各处的攻击。这样的武装起义在原世界中很常见，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广州起义、武昌起义都是世人皆知的行动，其实还有很多不为人知。
只是，这样的起义是盲目的，是在客观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发动的仓促行动，成功的次数很少。陈天华等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旧时代，没有经过革命政府的洗礼，没有认识到这次起义是根本不必要的。
更要命的是，这样的大规模组织在气氛紧张到极点的上海非常扎眼，市内各种势力都有耳目。陈天华等人的行动尚未发动就被朝廷、洋人等察觉，他们发动起义前最后一次高层商讨在上海市郊的一处仓库中进行，他们不知道的是，清军上海驻军、租界巡捕房、列强临时组织的洋枪队已经联合起来，其目标正是这次起义。
11月5日晚，陈天华在这个仓库中召集参加此次武装起义的三十名高层，商讨明天起事的具体计划。其实众人根本没有用多少时间商讨计划和作战细节，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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