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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章 刘文秀东行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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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弃船乘马,进入武昌城中。

武昌城之中,虽然谈不上游人如织熙熙攘攘的。但是人烟也很是稠密。

刘文秀与周辅臣一起行动,周辅臣打出了伏波将军的牙牌,两边行人纷纷回避。

但也仅仅是回避而已。对夏军高官出行,并不是太过畏惧的。

想起成都的人心惶惶的气氛,刘文秀心中不由的微微一叹。张献忠在汪兆龄的劝谏之下,对四川士大夫官僚进行了打击。

不过,张献忠或者在行军打仗之上非常擅长。但是在政治手腕之上,就不是那么擅长了。

大西军仅仅占据了成都附近一带,在川东,川南这些敌人,与官军往复厮杀。

本就人心不是多稳的,里面定然有想两头下注的人。这也是人之常情。而张献忠偏要下手打压,自然掌握过不好分寸,形成打击面过大。

而士绅读书人在明代社会之中,就是当地有名望的人。杀人虽然不大,影响却非常之大,在整个社会之中形成惶恐的局面。

与武昌这边,根本不能相比。

罗玉龙最大的功绩,就是建立起大夏的文官体系。

当然这也是借助了江南的人才。

毕竟明末几乎独重江南。南直隶,加上浙江所出官员人数,几乎站大明朝廷五成以上。

这就是明朝东林党人的声势浩大的基础,而钱谦益也是东林领袖。

在他的帮助之下,笼络了很多有经验的大明降臣。

重组了文官体制。

南京毕竟是大明旧都,虽然南京这边这边六部都是摆设,但是基本的管理权还是有的,整个南直隶的行政兵权,都在南京六部之中。

钱谦益就是以南京六部基础建立大夏文官体系。

不过,大夏对明朝体制并不是完全承袭的,最少兵制与大明完全不同。

罗玉龙父子对大明体制有一个无疑的变动,那就是将内阁大学士与六部尚书合一。

这看上去不过是一个因陋就简的设计,但是其实上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权行为。

甚至罗氏父子连同张轩恐怕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原因无他,他们对大明体制的不了解。

在朱元璋设计的体制之中。

六部尚书是政府元首,但是真正决策权是在皇帝手中的,甚至户部大笔金钱调动,都必须皇帝同意。没有皇帝同意,六部尚书都不可能做任何改变的。

洪武帝是君相一体。

后世皇帝自然继承不了洪武帝这样的行为。内阁就应运而生了,但是内阁先天不足,乃是一个秘书机关发展过来,他最多的是承命办事而已。

皇帝将一部分决策权,也就是所谓披红之权,放到太监之上。

这也造成了明朝大臣不与宦官勾连,是不能掌控大权。

罗玉龙本身对具体行政并不了解,甚至很陌生,他将六部尚书与内阁大学士的职权结合起来,具体关注都是大略,从不关注细节

可以说除却兵权财权之外,所有决策权下放。很多大事。对大明体制的修改增补。都在内阁层面订下来了。

内阁权力大增,除却兵事之外的事情,几乎是内阁与司礼监的合体。

其实清廷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在大明制度之上的增补修订。

大明朝之所以落到这个程度,其实也就洪武体制的崩溃。但是现在最方便建立的统治体系,就是继承明朝的体系,并在在体系之上做出更改。

从这上面来说,大夏与大清在体制之上,大同小异,都是在民政上继承大明体制,在军事上另开一道。

不管怎么说,任何体制都强过没有体制。

张献忠这边完全是没有体制,也没有规矩,张献忠打击面过大,引发了民间群体性恐慌。

与大夏治下的情况,根本无法相比。

刘文秀心中感叹没有平息,周辅臣已经将刘文秀安置在驿馆之中了。

罗玉龙与刘文秀也算是旧识了。

毕竟双方位置在献营与曹营的地位相差不大,在崇祯十四年之前,在杨嗣昌的天罗地网之下,曹营与献营的联系相当紧密,双方彼此交情不浅。正如汪兆龄的判断。

对于现在罗玉龙来言,刚刚登上帝位,掌控大夏之后,一方面他要镇之以静,让大夏上下适应他的统治。

习惯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大家习惯了,罗玉龙的统治也就理所当然了。

另一方面,罗玉龙也迫切立下一些功勋,好让大夏上下都看见,他罗玉龙,现在的罗珑。决计不是虎父犬子。而张献忠抛过来的橄榄枝,自然是被罗珑接在手中。

故而刘文秀一到,还没有一日,就得到李国辅亲自来传信,请刘文秀进宫。

第二日一早,刘文秀一大早,就来到皇宫门口。

刘文秀来的很早,大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但是仅仅是耳房等候,听外面静鞭响后,大队文官入内奏事,一连商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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