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娘希匹的，都已经刀架在脖子上了，居然还在讨论这种无聊的问题，你们是怎么抓的新闻审查，这种狗屁不通的文章为什么能够发表，你们到底执行的是什么标准，是中华民国的标准还是日本国的标准！”常凯申暴怒的声音透过小会议室的门缝传了出来。
“乒，啪！”
小房间里又传来了瓷茶杯和青砖地面接触时碎裂的声音。
岳小川慢慢用毛巾擦着脸，他稍微听了几句就明白了，这是常凯申在接听电话，好像是哪个名气挺大的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日本之所以开火，是因为常凯申决策错误，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常凯申率先不遵守《凡尔赛和约》的规定，违规邀请了德国人担任顾问，还欺骗公众说是为了发展经济，但其实是军事顾问还是为了内战请的......
国难当头你还想着打内战这怎么行呢？
呵呵，1932年也特么有这种类型的人物啊，只不过不知道当时这些人是不是叫公知。
话说过来，这位公知拿《凡尔赛和约》说事，其实也是给包括常凯申在内那些眼巴巴期待美国和英法等列强调停甚至日本的那些人们，泼一盆冷水！
没错，是日本率先发难，日本提出的索赔毫无道理。可但那又如何呢？你指望那个连特么废纸都不如的《凡尔赛和约》，能给中国带来公平和正义？真是想多了。
（二）
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对日立场软弱受到批评，由于内政外交政策水平太低，由于光头不漂亮，诸多原因，举国上下文化精英愤怒声讨，粤桂系等南方军阀联手发难。1931年12月15日，常凯申宣布下野。
这不是凯申兄第一次撂挑子，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粤桂军阀虽然蠢蠢欲动，但他们并没有亲自登台亮相，还是高风亮节地遵守宪法和相关程序。
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政府，由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大公子出任行政院院长，常凯申、汪兆铭、胡汉民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并轮流担任主席。
1931年12月25日和12月30日，国民政府两次电令驻防锦州的张小帅，要求其“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要求其“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是对于援兵和后勤补给等具体问题，暂时还没有具体方案。
1932年1月2日，张小帅率部撤出锦州，日军随即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
欧洲各国对此普遍表示赞同，纷纷表态要求日本遵守凡尔赛合约撤军，并开始研究成立国际调查团，对九一八事件真相进行调查，并且宣布将会对日本不尊重国联和国际条约的行为进行制裁......国民政府内一片欢腾。
然并卵，包括美国在内，全球正经历严重经济衰退，暂时没有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或国际贷款的计划，严重的财政危机令南京政府几乎无法运转，无力解决财政问题的孙大公子宣布辞职，并恳请在奉化老家的常凯申重回南京。
常凯申表示，无论于国、于公、于私、于总理、于旧部，都不能不“往救”。于是说服汪兆铭同赴南京。
1932年1月18日，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策划煽动指使下，日本在上海的非官方团体制造骚乱，日本总领事提出索赔，日军驻上海第1派遣舰队和海军陆战队集结并提出1月28日18时的最后通牒时间。
1932年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汪兆铭出任行政院院长，当日获悉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东北军第24旅旅长李杜宣布将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
在最后通牒日1月28日的13时45分，何应钦电令上海市长吴铁城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日军接到答复后提出新要求，要驻防的中国19路军必须撤出闸北，不待答复便于当晚突袭闸北。
一二八事变如期爆发，没有悬念。
1932年1月29日，常凯申复任军事委员会常委，负责调动军队，指挥对日战事。
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以全面战争姿态防备日军扩大战局，同时常凯申通知各级将领迅速前往徐州召开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
徐州会议的时间定在2月1日，提前赶到徐州的参谋部会同德国军事顾问团，对整个战局从宏观到细节进行详细梳理和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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