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王建海过年前五天才回家，是王建东和谢路得开货车去虹桥机场接回来的。
因为怕迟到，加之谢路得第一次去机场，觉得很新鲜，想到时候好好着参观参观虹桥机场，所以俩人特意早三刻钟出发。
等到机场的时候，打听到王建海乘坐的航班刚刚降落，还在跑道上滑翔。
俩人在机场出口处附近走走看看。
早在74年，上海与日本通航，成为上海第一条由我国民航飞往国外的国际航线。
最近，民航总局和上海市签订交接议定书，自此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由民航总局移交上海市管理，成为中国三大门户机场之一，是中国的主要枢纽机场，担负着上海市乃至华东地区的对外航空运输业务，对沟通上海地区与全国各地以及世界各大城市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又等好长时间，这个班次的乘客开始陆陆续续走出来。
可俩人在出口处紧盯着一个个走出来旅客，一直也没找到王建海身影。
后来，要不是王建海自己从出口出来主动问候，他俩都没有能第一时间认出王建海来。
之所以没有能认得出来，自然王建海穿着打扮是一部分，但是他身上最大的变化，竟然是头发秃了交交关关，再加上那一缕留着的小胡子，简直和印象中的二毛判若两人。
王建东赶紧笑着喝阿哥打招呼，没有多说话。
只是谢路得一直憋着，嘴唇动好几回，明显想笑。见王建东连着斜看自己好几眼，他也只好忍住。
好不容易把行李等到，三人一件件搬上货车里。
王建海带回来的东西实在太多，大箱子，小箱子，行李袋，还有好几个打好包的瓦楞纸包装箱。里面不仅有给自己家里带的东西，还有给他的其他小伙伴们家里带的一些东西。
谢路得一边搬东西，觉得很有意思，笑道：“机场这么高级的地方，居然还用黄鱼车装行李，不可思议！”
王建海把箱子放后备箱，笑道：“这有啥好稀奇的。现在已经少很多了，之前这里机场很多都是用黄鱼车把行李送到飞机上的。”
“真的假的？”谢路得一脸的不相信。
“是真的，真是用黄鱼车送行李。”旁边有大叔搭话。
谢路天生自然熟，问：“爷叔，你们都是从日本那边回来的？”
大叔看看谢路得，笑道：“后生仔，你好好着看看，现在周边搬行李的，其实都是阿拉‘巴拉巴拉东渡’的人员。”
看看四周，确实如是，并且看上去每个人带回来的行李都不少。
有好多人，甚至东西多得一部“差头”（出租车）装不下，另外还叫了一部跟在后面。
“你们是没看到当时去日本的人所带的行李，我现在想想，自己都有点吃惊。”爷叔又说道，“衣服床单被子锅碗瓢盆全带上，甚至还有带大米的，就像是要搬家一样。”
王建海笑笑，说：“是的啊。还有许多人带橡胶套鞋，因为上海经常下雨，大家都穿套鞋的。可到了东京，傻了，下雨天其实根本没人穿。”
谢路得不理解，问：“你们带那么多东西过去做啥？难道到日本那边全都没有吗？”
页数哈哈一笑，说道：“那你理解错了。我们带那么多行李过去，当然是为了在异国他乡最大限度节省钞票的啊。那边的东西多贵，你可能不知道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出现了“巴拉巴拉东渡”赴日留学的热潮。
这股浪潮热到什么程度？
上海人当时去日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扒分”。
那个时候，几乎每个上海人都听说过亲戚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在日本“扒分”的传说。每户上海人家几乎都有人员与日本沾上一点边。不是兄弟姐妹就是父母叔姨；不是亲属的亲属就是朋友的朋友。
那个时候，刚刚对外开放不久，当时的中国，对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走出国门去留学是一种奢望。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日本敞开了“大众留学”的大门。
于是很多年轻人都热衷于一种通过读“语言学校”的途径，去日本打工。
身边的朋友都去了，自己难道不去？
这样一来，上海数以千计的职工辞职、停薪留职，告别家乡父老通过各种渠道“巴拉巴拉东渡”赴日本。
88年4月15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特稿《“巴拉巴拉”东渡》，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抡大锤的青工，端盘子的伙计，卖西瓜的小贩，忽然摇身一变，穿上笔挺的西装，拎着锃亮的皮箱，庄严地踏上国际航班的飞机舷梯。‘ye—ye，大上海！’”
“巴拉巴拉”，是日语松散、无组织的意思。东渡，当然就不要多做解释了，历史上曾经有过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故事。
那时候大多数上海人家还没有家庭电话，有电话来全靠里弄里的公用传呼电话。
市面上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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