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其他资料也证明了这一变革，例如
“初，盛泽纺绸，乃是农家副业，无所谓工厂，农家织绸，卖于绸庄，为该地农家经济之主要收入，农田收获，反漠视之”。
“盛泽所有丝绸产品全为农村工业盛泽四乡农民，重织轻耕”。
你看，这两则资料明白无误地显示，畅销于海内外的盛泽丝绸，并非工厂生产的，而是农民家庭生产的，而且明确指出，这就是“农村工业”。
由于农村工业的发达，农民对农业十分漠视，所谓“重织轻耕”，就是重视工业，轻视农业。
看到历史上的这种情景，令人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苏南模式”之下，苏南农民大多进入乡镇务工，农田雇佣外地农民耕种的那一幕。两者之间相隔几百年，却何其相似乃尔
其次，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同样是乡村手工业的早期工业化，中国江南的丝绸业的工艺水平领先于欧洲。
据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的研究，16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美洲的中国丝绸，由于价廉物美，十分畅销，而使西班牙丝绸业在竞争中落败，在美洲市场上几乎绝迹。
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贩卖于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可达成本的十倍。
中国丝绸不仅是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阿卡普尔科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而且也是墨西哥一大批丝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
据汪敬虞的研究，1679，13年的155年中，中国生丝的出口量，从微不足道的8担，上升到9920担，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每年的出口量经常在5万担以上;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
原因就在于，中国江南生产的生丝工艺精良。
他指出“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上，曾经居于领先地位，这是举世公认的”。
而这些生丝，主要来自江南的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如南浔镇、震泽镇等地，在国际市场上称为“湖丝”或“辑里丝”。
“湖丝”、“辑里丝”以及用它们织成的丝绸，以其工艺精良，畅销全世界，通过“丝一银”对流，大量白银货币流入中国。
据全汉升的研究，1571，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共计4亿西元比索，其中二分之一或更多一点，流入中国。
国际市场的巨额需求，刺激了江南丝绸业市镇的早期工业化进一步发展。
全汉升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说得好“中国丝绸工业具有长期的发展历史，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所以中国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售，连原来独霸该地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大受威胁。
由此可知，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就中国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来说，显然有过一页光荣的历史。
中国蚕丝生产普遍于各地，江苏和浙江之间的太湖区域最为重要海外市场对中国丝绸需求量非常大，因而刺激这个地区蚕丝生产事业的发展，使人民就业机会与货币所得大量增加，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再次，棉布业市镇也是如此。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一方面，棉花种植超过了传统的稻米种植，即所谓棉作压倒稻作。
明末清初太仓人吴伟业木棉吟序说“嘉定、太仓、上海境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
康熙嘉定县志卷一风俗说，嘉定一带甚至达到了“棉九稻一”，乃至专种棉花不种稻米的程度。
另一方面，棉花种植以及对棉花的深加工纺纱织布，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成为农家的主要经济来源万历上海县志卷一风俗说“其衣食全赖此”。
也就是说，原先的副业一变而为主业，与丝绸业市镇一样，工业成为主业，农业成为副业。
无怪乎美国学者黄宗智要把这种变革称为“棉花革命”。
松江因而成为全国的优质棉布生产中心，号称“衣被天下”。
包括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说“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皆天下第一要之，吾乡所出，皆出于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棉纺织品都是农家手工织机上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是乡村工业的产品。
而纺纱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更加具有乡村工业的特色。
纺纱织布的收入，明显超过种植业。
乾隆时上海县人褚华在木棉谱中说，“以一手摇轮，一手拽棉条而成一缕，小儿女用以消夜而已”，如果纺纱出卖，“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
未成年的女孩，每天纺纱，即可“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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