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烈已经不会、或者说不愿意对蒙哥说出自己的看法了，因为他了解了自己嫡亲兄长性格中的某些特点：刚愎自用，不容挑战自己的权威，即便是自己的兄弟。甚至在他更隐秘的内心里，对蒙哥的败亡还有某种期待。
经历了“钩考局”一事的忽必烈，再也不是过去的“小忽”了，在儒生们的熏陶下，他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忍耐”。他更明白的是，这件事已经在他和蒙哥之间划出了一道裂痕，这道裂痕是如此之深，也许真的只有蒙哥的败亡才会让它彻底消失。
忽必烈当然不会拒绝领军出征，不仅如此，他还当着蒙哥派来的使者、以及所有人的面，慷慨激昂地表示要为兄长效力，只有这样，他才能重新把军权握在手上。但对蒙哥攻宋前景的不看好、以及对某种结果的期待，则使得他在出兵之后，无视军情如火，一路行来不慌不忙。因为在他的心底深处，根本就没有打算帮助蒙哥摆脱困境。
后人能够发现的一个细节是：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当忽必烈仍在山东境内磨磨蹭蹭之际，南宋鉴于上游危急，命吕文德大举增援川中。吕文德率战船先到重庆，然后前往钓鱼城。尽管此后受到史天泽所部的阻拦，宋军增援失败，却也使得蒙哥不能全力围攻钓鱼城。
忽必烈不仅没有执行蒙哥的计划，并且放任宋军入川对付他兄长，终究还是在历史的记载中显露出来。
不过忽必烈也没有想到，他的谋士中同样有人不看好蒙哥此次南征的结局，甚至在他领军出征后，认为他根本不应该去攻宋。这个几乎撞破忽必烈小心思的人就是郝经。
在郝经看来：“现在的南宋并无败亡之像，而蒙哥却将主力大军置于险阻之地，其中的隐忧实在不小。忧不在外，而在内。因此对大王您来讲，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攻宋，而是攻宋之后的事。”
“大王现在所要做的，一保全自己的实力，二多树立人望。这两点可以通过兵临大江，最好逼迫南宋割地赔款来获得。其次和各地的蒙古诸王搞好关系，等待蒙哥那边的结果，然后再顺势而为。”
郝经进言中的某些暗示，忽必烈自然不会不懂得。这正是他在得知蒙哥的死讯后，本应撤军，却反而大举进攻的主要原因。
因为在蒙哥败亡、各路大军均失利的情况下，如果仍能获得引人注目的战绩，这就会使得自己在蒙古的众多王公贵族之中、树立了其他人难以企及的“人望”。
所以，当董文炳率军击败宋军，登上长江南岸的那一瞬间，他真的禁不住要感谢长生天。
（文炳麾众登南岸，使其弟文用轻舟报捷。帝问战胜状，因举鞭仰指曰：“天也。”）
此后，也就是在十一月，当南宋的贾似道再“遣使求和，请输岁币”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按郝经所言，拿到了想要东西了。
蒙哥的死因，后世《合州志》的记载是：蒙哥被炮石击中毙命，拉施特的《史集》则说他是得了痢疫。但对当时的忽必烈来说，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蒙哥死了，蒙古帝国的大汗之位已经在向他招手。
但是，忽必烈也知道，这个机会并非仅仅是针对他一人，因为拖雷的嫡子，除了长子蒙哥和他之外，还有远征在外的旭烈兀和看家的幼弟阿里不哥。
看家的阿里不哥会不会直接继位？旭烈兀又会不会像当年的贵由那样，立刻停止征战，率军赶回来争夺大汗之位？
忽必烈的担忧不是没有得到证实。至少在他得到蒙哥死讯后不久，他远在开平的王妃就来信告知：阿蓝答儿等人已经准备立阿里不哥为汗，并派兵距离开平已不到百里，希望他尽快返回。
仍然是郝经，再度向患得患失、仍略有迟疑的忽必烈进言道：“既然现在情况如此，大王应轻骑而归，直奔燕都，同时派一军前去‘迎接、保护’蒙哥的灵车，把玉玺拿到手上，先登上大汗之位，大事也就定了。反之，如果让阿里不哥假称受了遗诏，立刻即汗位，并诏告天下，那就一切休矣。”
忽必烈按郝经说的去做了，也就在下一年的三月，即中统元年三月，老忽在开平府登上了蒙古帝国的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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