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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华夏民族一向信仰“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对番邦一向抱有很大的敬畏，听说来的是凶残的倭寇，吓得腿都软了，放弃抵抗任人宰割，但假如听说是海盗，逃命和反抗的心思通常都会大盛。
这招对官府更加有效。
官府就算定下剿灭匪寇的任务，也不会往对倭寇下手，而只会对大明本土的盗匪展开围剿。所以大明的海盗学精了，先找几个真正的倭人回来奉为上宾，然后就一起出往烧杀掳掠，对外一律称这是倭寇队伍，往往队伍很快壮大。
沈溪无法盘点东南沿海的倭寇数目，闽粤浙等省都有，权势疏散，在海禁的情况下，想把其逐一找出来极为艰苦。
有些海盗和倭寇杀人劫货，几乎从来不留活口，就算是活口也被他们绑架回往当奴隶和壮丁，海盗的扩大，基础都是从抓壮丁起步，随着倭寇干上两年，就算不从也没措施回头了，由于在官府眼里，这些被倭寇俘虏往的人，一律定义为“倭寇”，又或者“通倭”。进了贼窝，跑出来被捉住了要被杀头，既然左右是逝世，那不如随着倭寇大干一场。
至于招抚的事情，在大明中期并不风行，一天当了贼，回头再想做回良民，那基础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明朝壮盛的时候，很少对盗匪抛出橄榄枝，只有到了明末国势颓废，才会对盗匪采用让步的政策，才会有招抚海盗头子郑芝龙的举动，才会有李自成、张献忠叛了又降，降了又叛的奇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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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溪开的这个会效果不好。
桂、闽两省抽调来的兵马，基础以老弱病残为主，手轻脚健的留在家中种田看家，只有广东这两千兵马相对精锐，其中有六百人正是之前李彻调拨给沈溪的亲兵，算是知根知底。
沈溪派往调查倭寇和海盗情况的斥候，相继传信回来，得到的情报极为复杂，重要是斥候没经过练习，又都贪生怕逝世，听风就是雨，回来后说哪里哪里有倭寇，哪里哪里又涌现杀人劫道的案子，可能都是陈年往事，根本做不得准。
倭寇和海盗没派人来放假消息，沈溪这里就收到大批烟雾弹，综合一下，基础上沿海各处都可能有海盗，各处又都好似太平无事。
反倒是商贾供给的情报相对要正确一些，但有意见的仍然很少。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宜出兵，但如今已是农闲时节，十月末到来年开春播种前，这段时间卫所兵马可以随便调动，又是倭寇相对安静的时代，若不能趁机剿灭盗寇，到来年农忙时，匪寇的运动会再度猖狂。
所以，沈溪只能趁着年底前出兵扫荡匪寇。
但粮食和物质调运不太及时，没有布政使司衙门赞助，广州处所粮价腾贵，佛山等地的铁器作坊表面上不敢拒尽督抚衙门委派的差事，但却搪塞怠工，打造的兵器迟迟无法到位，沈溪要调运物质全靠福州方面。
这次兵马集合不能无功而返，所以沈溪打算，第一步先把广州府四周的匪寇给清剿一遍。
四千兵马，从广州府一路往南，过肇庆、高州到雷州府，杀一个往返，等来年开春后，再由广州府沿海岸北上，直接把广东、福建沿海的海盗和倭寇清剿一遍，第一轮剿匪就算完成。
打算不错，但实行起来艰苦重重。
除了缺军粮和军械外，他还缺另外一样重要东西，那就是战船。
征缴来的船只，几乎全是民用的鸟船和乌尾船，沈溪不想让船主受丧失，都给了租金，但这些船没有经过特别改革，基础只能作为运输应用，真正行军打仗，派不上太大用处，沈溪对佛郎机人跨洲过洋来的大船很感兴趣。
如今佛郎机人设备的是克拉克帆船和盖伦帆船，吨位在四百吨到八百吨之间，不管是载人载货还是打仗，都算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船只。当初沈溪把佛郎机人的船只扣在泉州港，惋惜之后朝廷与佛郎机人和谈后，又把船只悉数回还。
佛郎机人现在跟大明做生意，对沈溪有几分忌惮，不敢侵占大明疆土，可海船是佛郎机人成为海上霸主的先决条件，借不能借，抢人家又有戒备，这事特别让沈溪纠结。
大明的造船术，由于朝廷的禁海政策，到正统年间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仅仅以南京龙江船厂为例，洪武、永乐年间“居民四百多户，来京造船，隶籍提举司，编为四厢”，等到了弘治年间，已经只剩下一百多户，而且已经基础不造船了。
至少沈溪，目前便找不到工匠，在短时间内打造可以承载佛郎机炮并且在海上畅通无阻的大船。
而佛郎机人的克拉克帆船和盖伦帆船，不但船是现成的，佛郎机炮也是现成的，炮手和炮弹都是现成的。
佛郎机人狼子野心，称霸海洋的同时灭掉非洲、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很多国家，充其量是一群海盗，跟海盗讲道理是行不通的，指不定还会被他们反咬一口，最好的措施莫过于坑蒙拐骗，先把船弄得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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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是私事，不想说的，但看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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