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不同——梯子消失了。挪开石堆的园艺业者好意留下的折叠式金属梯子无影无踪。最后看的时候还靠墙立着来着。
“梯子去哪里了呢？”我说。
梯子马上找到了，躺在那边未被履带碾碎的芒草丛中。有谁拿出梯子扔在了那里。东西不重，拿走无需多大力气。我们搬回梯子，按原样靠墙立好。
“我下去看看。”免色说，“说不定发现什么。”
“不要紧吗？”
“呃，我嘛，不用担心。上次也下过一次了。”
说罢，免色无所谓似的一只手提着手提灯，顺梯下到里面。
“对了，隔开东西柏林的墙的高度可知道？”免色边下梯子边问我。
“不知道。”
“三米。”免色往上看着我说，“根据位置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那是标准高度。比这洞高一点点。那东西大致持续一百五十公里。我也见过实物，在柏林分割为东西两个的时期。那可真是让人不忍的场景。”
免色下到洞底，用手提灯照来照去。同时继续对地面的我述说。
“墙本来是为保护人建造的，为了保护人不受外敌和风雨的侵袭。但它有时候也用于关押人。坚固的高墙让关在里面的人变得无力，在视觉上、精神上。以此为目的建造的墙也是有的。”
如此说完，免色好一会儿缄口不语，举起手提灯检查周围石壁和洞底所有角落。俨然考察金字塔最里端石室的考古学家，一丝不苟。手提灯的光度很强，比手电筒照出的面积大得多。而后他好像在洞底找到了什么，跪下细看那里的东西。但从上面看不出那是什么。免色什么也没说。大概找到的东西很小很小。他站起身，把那个什么包在手帕里揣进冲锋衣衣袋。随即把手提灯举在头顶，仰脸看着地上的我。
“这就上去。”他说。
“找到什么了？”我问。
免色没有回答，开始小心翼翼地爬梯子。每爬一步，身体的重量都使梯子发出钝钝的吱呀声。我一边用手电照着一边注视他返回地面。看他的一举一动，他平时功能性锻炼和调整全身肌肉这点就一目了然。身体没有多余的动作，只在有效使用必要的肌肉。上到地面，他一度大大伸直身体，而后仔细拍去裤子上沾的土，虽说沾的土不很多。
免色喘了一口气说：“实际下到里边，觉得墙壁高度很有压迫感，让人生出某种无力感来。同一种类的墙壁前不久我在巴勒斯坦看见来着。以色列修建的八米多高的混凝土墙。墙头拉着通有高压电流的铁线，差不多绵延五百公里。想必以色列人认为三米无论如何高度不够，但一般说来有三米高，作为墙壁就够用的了。”
他把手提灯放在地上，灯光把我们的脚下照得一片明亮。
“那么说来，东京拘留所单人房的墙也将近三米高。”免色说，“什么原因不知道，房间墙非常高。日复一日眼睛看到的东西，只有三米高的呆板板的墙，其他可看的什么也没有。自不用说，墙上没有挂画什么的。纯粹的墙壁。简直就像自己待在洞底似的。”
我默默听着。
“过去有些时日了，我有一次因故被关在东京拘留所一段时间。关于这个，记得还没有对你说吧？”
“嗯，还没听得。”我说。他大约进过拘留所的事从人妻女友那里听说了，但我当然没说这个。
“作为我，不愿意你从别处听说这件事。如你所知，传闻这东西往往把事实歪曲得妙趣横生，所以我想从我口中直接告知事实。并不是多么开心的事。不过也算顺便吧，现在就在这里讲也可以的吗？”
“当然可以，请，请讲好了！”我说。
免色稍一停顿后讲了起来。“不是我辩解，我没有任何亏心的地方。过去我涉足很多行业，可以说背负种种风险活过来的。但我绝对不蠢，加上天生谨小慎微的性格，所以同法律相抵触那样的事决不染指。那条线我是经常留意的。但当时偶然同我联手的搭档不慎做出了缺乏考虑的事，以致触了霉头。自那以来，大凡同人联手的工作我一律回避，力争以自己一个人的责任活下去。”
“检察院拿出的罪状是什么呢？”
“企业内部股票交易和逃税漏税，所谓经济犯。虽然最终以无罪胜出，但被提起公诉了。检察官的审讯非同儿戏，在拘留所关了很长时间。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延长拘留期限。每当进入被墙围着的场所，至今都有怀旧之感——便是关了那么长时间。刚才也说了，应受法律惩罚的失误我这方面一个也没有，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问题是，检察院已经写好了起诉脚本，脚本上我被牢牢编排为有罪。而他们又不想改写。官僚系统就是这样的东西。一旦把什么定下了，变更几乎是无从谈起。如果回溯，势必有哪里的某人负起责任。由于这个缘故，我被长期收押在东京拘留所的单人房里。”
“多长时间呢？”
“四百三十五天。”免色若无其事地说，“这一数字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狭窄单人房中的四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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