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阎鸣泰就以牵制後金“终属虚着”为由提出移镇的动议；如尚宝卿董茂忠“请撤文龙，治兵关宁”。
既然大明一方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没有理由断定後金没有这样的认识，没有理由断定後金把毛文龙统领的部队看作是有能力妨碍其大举进攻的威慑。
因此，袁崇焕杀毛文龙，就不是因为东江兵不能牵制後金，更不是为後金解除“後顾之忧”，而是因为东江兵为不受节制、形同军阀割据的毛文龙所统领，难起到牵制後金的应有作用；而是认为只有整饬军纪（宁远、锦州刚发生了兵变。倘若不处理毛文龙，实难服众，也难免其他将士效仿），统一军令建制，消除从前那种军令建制不统一、各指挥官之间相互牵制、内讧的情况，才能提高作战能力，才能使东江真正起到牵制後金的作用，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样，後金一方未尝没有这样的认识，未尝不认为军令建制统一、上意下达才能更好的作战，“牵制”才能发挥出其应有作用。
三、袁杀毛不但没有导致毛部将叛变，反而凝聚了人心
由上亦知，後金不是把毛文龙时期的东江，而是把袁崇焕杀毛文龙，实现军令建制的统一，军纪整饬後的东江视为更大的威胁。
以下事实可为其证：第一，後金趁袁崇焕刚杀毛文龙，需要时间精力去消除朝野人士的误解，未有余力去真正实现其目标之时就突袭北京。
第二，不先利用《明史》说的“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即东江内部尚未从混乱中摆脱出来的大好时机，彻底解决东江这个“後顾之忧”，以免其死灰复燃，重振士气而尾大不掉，甚至也不去诱降东江将士，以让他们一道攻击大明，或让他们配合後金军作战，牵制明军。
第三，後金试图解决东江这个“後顾之忧”，不是在毛文龙被杀之後，而是在袁崇焕被杀之後。
第四，即便是毛文龙部下，特别是其中高级部将，绝大多数都没有在毛文龙被杀之後逃跑、反乱或投敌。即使有叛乱、投降的，也都是在袁崇焕被捕或被杀之後。
《明史》以及贬袁的“仇袁人士”说袁崇焕杀毛文龙导致毛的部队叛变，为後金解除了後顾之忧，後金得以大举长途奔袭北京，袁崇焕也因此被捕下狱的说法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事实上，毛被杀後，暂管东江事务和军队的毛部下、副将陈继盛，还有旗鼓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参将沈世魁都没有叛变。刘兴祚还不顾母亲及其他骨肉亲人被後金扣作人质而与後金作战，不幸於崇祯三年春节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参将沈世魁後还率军镇压了叛变，并击败了前来接应叛徒的後金军，几年後，当东江沦陷时不幸被俘殉国。陈继盛则是後来被叛徒设计害死的。就是毛文龙之子毛承祚，起初也没有叛变。毛承祚是到了崇祯五年，耿仲明、孔有德叛变後才跟从的——这事，距离後金大举长途奔袭北京已三年，袁督师也早就含冤而死了。其他叛徒，如参将刘兴治、游击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都是後来才叛变的。
这些人的叛变原因各异，但都不是因为袁崇焕杀毛文龙。其中有些将领的驻地还不在东江而在内地。如孔有德和耿仲明是在登州巡抚孙元化手下任职，也没有几个原毛部下随之前往。其叛乱时间是在崇祯四年。其叛乱原因是孔有德受孙元化之令支援辽明军，途中遭飓风，几乎丧命，但仍被命令改道前往而生不满，途中又遇饥寒，士兵怒气爆发终至反叛；耿仲明则是因其弟参与东江兵变受牵连而不满，故孔有德攻其所在的登州时反叛。因此他们的叛乱也与东江“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後致有叛去者”没有关系，更与“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滿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没有关系。
例如刘兴治。其一家早在奴儿哈赤的时候就投降了後金。後随其兄刘兴祚反正，投奔毛文龙。可其母亲、骨肉亲戚却留在後金，成了满酋蝗太极向其招降的人质。崇祯三年3月，蝗太极密信致刘兴治，又是引诱又是恐吓。信中说，刘如果信蝗太极之言，投奔後金，“若是轻身，即依尔南朝官爵，母子妻小团圆，任从尔便。若能带岛中人来，所带金、汉人不拘多少，都封与尔等，择地住种，长享其福。”如果拒绝，那就将刘之“母弟侄妻子全杀不留”。而其兄刘兴祚刚刚在与後金的作战中不幸牺牲。暂时统领陈继盛误听谍报，以为未死而没有奏报朝廷，结果朝廷未与抚恤。刘兴治气愤不已，便决定杀陈反叛。刘的性格，连《明史》都记载是“凶狡好乱”，平常就与暂管东江的陈继盛相处不好。刘设伏兵，将前来为兄刘兴祚吊丧的陈继盛等将官诱捕杀害，并捏造“继盛诬兴祚诈死，及以谋叛诬陷己者”（《明史》）之罪名欺骗众人。还“伪为岛中商民奏一通，请优恤兴祚，而令兴治镇东江。”（《明史》）刘兴冶与其诸弟兄“放舟长山岛，大肆杀掠”（《明史》）。对此，朝廷并未镇压而只是安抚。刘兴冶这才稍稍安稳了点。可不久就与後金勾搭上。在得到後金酋的支持後，再次叛乱，还杀害不愿随之叛乱的将领及家人。连其弟刘兴基也被其棒打。幸亏沈世魁只身幸免遇难，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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