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大明的妇女在婚姻权中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首先，新的婚姻法规定：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既包括法律上规定的地位，也包括婚姻家庭生活中妇女实际所享有的权利。
首先是大明女性有了自己的定婚权。定婚虽是当事男女本人之事，但传统习俗和法律却认为这是双方家长之间的行为交涉。一般很少顾及个人，因为在“父为子纲”以及“在家从父”纲常伦理下，男女双方家长是实际的主持者，因此法律对于干涉婚姻的违例行为，一般不追究男女本人的责任。
唐、元、明律关于定婚条例一般都是规定对“已报婚书及私有约而辄悔”的许嫁女，对许嫁女实行处罚，只是在量刑上稍有差别，对于许嫁女另许他人，各朝仍视为违法行为，对此女及各夫实行处罚外，又都无一例外规定：“女归前夫，若前夫不娶，女家还聘礼，后夫婚加法。”可见，在定婚效力上，明代妇女与前后期基本一致。
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和情感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信条，导致女性在配偶选择上，处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悲惨境地，而封建伦理压制着女性真实的情感，要求她们恪守妇道，成为男人所需要的所谓贤妻良母，这种不平等的婚姻，是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
而进入洪宪时代后，随着义务教育逐渐在全国的普及，一些女性在爱情对象选择上，逐步摒弃“媒妁之言”，“门第相当”的旧原则，提倡男女双方要相互尊重，互敬互爱。另外，在某些人的刻意推动下，一种新的宣传模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如刘元清电影公司拍摄的《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在大明妇女中就影响巨大，几乎代表了新一代青年女性的普遍观念。
这部电影中的李莺莺，就表露出这种新的思想性格特点，她在爱情的追求中热情主动，执着大胆而且勇于斗争，电影拍出了宦门之家的李莺莺对盛负才名的张浩久已倾慕，于是主动向张浩表达“愿成两性之好”的“衷心”。
后来又多次传书与张浩私会，特别是当她得知张浩为季父所逼已另订孙氏，自己面临被遗弃的命运时，她先是把自己“女行已失”的事实真相告诉父母，以“此愿若违，含笑自绝”的坚强意志，逼迫过去曾不同意她与张浩间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私约当面陈诉于官，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有心人可以察觉，这部电影明显在鼓励大明的妇女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电影中，女主角以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为例，揭示“女非嫁不嫁”的封建“至论”，亦有未然，是虚伪的谎言和欺骗，并且提出在爱情婚姻上，应当是“所得归人”，“礼顺人情”，逼得电影中的龙图阁待制只好“曲与成之”。
整个故事中李莺莺没有借助“才子及第，奉旨成婚”为情寻找归宿，而是用自己的真挚感情与礼进行抗争，从而最终实现了建立在真情指出之上的幸福婚姻，这是一种具有“现代**”的自由平等的婚姻。
而另一部电影《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王娇鸾也与李莺莺一样，具有超出她们出身、经历以及所受的闺教思想的特质。这种对真情的颂赞，在出身市民阶层的妇女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最新的电影《乐小舌拼生觅偶》中，更是生动而细致地刻画了商人与顺娘之间如痴如狂的爱情。而且还第一次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口号。如果有穿越者在这里，一定知道这是朱厚炜的手笔，齐王这只小蝴蝶虽然隐居幕后，却几十年孜孜不倦的扇动翅膀，总会在不经意间，影响着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
这些层出不穷的电影，都引导反映了妇女们进步的婚姻观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权。很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些电影的始作俑者正是隐在幕后的平安公主。她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天生就是个女权主义者，有父亲的撑腰，就没有她不敢喊出来的口号。
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提高了大明妇女的地位，为她们争取真正的男女平等奠定了基础。大明在工业革命前，家庭与经济联为一体，家庭是社会的经济单位，其特点是一家一户从事生产劳动，妇女的作用是以家庭成员的身份体现出来。一旦作为依托的家庭经济坍塌倾颓，妇女的作用就无从发挥，也就没有任何地位可言。
大机器工业瓦解了家庭经济，工人不分性别均以个人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以单个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社会的构成中，个人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分子。这样，工业革命将以前从未离开过家庭的妇女从这狭小的天地中解脱了出来，使妇女以自由、独立的身份进入社会，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使大明妇女能够站在解放道路的坚固基础上。
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为大明妇女解放创造了先决条件。后来有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
工业革命为大明的妇女解放创造的先决条件具体体现在这些方面：首先，它帮助妇女实现了社会价值。因为人必须参与社会，在参与的过程中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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