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打断了他的话。“我想听听大家对这起案件的看法，或者是有没有新的思路。”
偌大的空间里一阵沉默。
马睿也低着头。还能有什么看法？老实说，对于疑犯越来越超乎常人的能力，他们都已经麻木了。
一阵不知从哪里吹来的风把四周受害人和罪案现场的照片吹得哗哗作响，马睿的目光从一旁的白板上掠过。那上面分成两列的罗列着疑犯的特征，用红色圈起来的是已经确定的，其他的则是尚未确定的。
不用再看，马睿也能把目前已经勾勒出的疑犯资料背诵出来：中国籍男子，黑发，脚码42（疑似，不应小于40码），型血，体重65至70公斤，身高在172至176之间，28至40岁。受过高等教育，个性偏执，有精神分裂症的潜在可能，以正义自居。作案目标多为报纸、电视和网络披露过的有一定犯罪事实或公德缺失的人员，间杂社会无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流窜犯案人员和少量政府公务员，应为偶然起意的谋杀。作案手法极其残忍，近期通常为将受害人掳掠到天台上，将其咬死后，在上衣口袋内塞入伪遗书，将受害人尸体推落天台伪造成自杀；前期则多为将受害人尸体隐藏在太阳能板后或天台杂物中。心理学专家分析该犯在童年或少年时期可能遭受过虐待或者是社会公信力的损害，造成其对于社会的不满和对政府、司法系统的不信任甚至是仇视，从而选择自行执法。该犯应该是孤儿或者父母早亡，没有任何亲戚朋友往来，造成其性格孤僻，离群索居……
终于有人打破了沉默，马睿不用抬头也知道那是副组长谢国才。他的声音有些低沉，让人听起来很费劲。
“从此案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疑犯惯用的手法：趁受害人熟睡，从打开的窗口进入房间，对受害人实施侵害。至于本案的作案地点，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特例。按照疑犯的习惯，应该是准备将受害人绑架到天台后杀害，但因为触动了警铃致使受害人醒来，不得已在房间中进行作案。而从本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此前推断疑犯为退伍军人或搏击高手的推论是正确的，应当从这个方面继续进行深入调查。”
另外一位刑警也作出了他的推断：“我认为对疑犯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他的作案手法越来越凶残，由此不难看出他的精神病症状应该是在逐渐加重。但在我们的日常排查中，并没有此类病人的报告，这说明他在日常生活中仍然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是在大剂量的服用相关药物，可以从这个方面着手进行调查。”
“刘建坤是公安部的重点通缉对象，但此前并没有在电视或者报纸上登载过他的消息。疑犯是怎么得到他的资料，并且把他列为目标的？他又是怎么找到刘建坤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必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我认为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请缉毒组的同志配合，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信息。”
办公室里的气氛终于活跃了起来，大家纷纷说出自己的看法，但马睿心里却对此不以为然。乍看上去又有了许多可能的线索，为侦破工作带来了新的方向，但这一切不过是在重复这一天以前发生过的事情。马睿可以预见，所有调查的结果必然都是死胡同。
线索太多，等于没有线索。他们总是一次次把精力放在这些无谓的东西上面，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然后被动的等待下一次案情。
这种情况让马睿厌恶。
现实的一切和电影电视里有太多的不同。如果中国警方普及了鉴定，并且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从现场取得的无数残留物早就指明了凶手的身份。但可惜的是，在中国做鉴定不但麻烦，而且价格昂贵，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源去大规模的获取样本。如果他们有电影里那种可以把监控录像反复放大，清晰化的设备，他们早就从众多的监控录像里获得了凶手的面貌。但他们没有，也不知道哪里有，所以只能无奈的面对着39段拍下凶手身影的监控录像，徒劳的把那些模糊的图像剪辑下来，打印出来，却没有半点用处。
中国警方破案的法宝是大规模的走访排查、查阅监控录像、罗列嫌疑人、寻找目击者、心理攻势，百分之九十九的犯罪分子就这样倒在了公安干警的脚下。而对于这个案子，这些手段完全无效。
警方第一次向心理专家寻求答案，但所谓的专家也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靠他们的推论几乎没有办法缩小调查人群。
还有什么是我们遗漏的？马睿苦苦的思考着。
周卫红简单的总结了案子，按照新的推论布置了任务。因为昨晚值班，马睿和李元虎被安排在办公室做支援。
大家离开以后，李元虎把几个椅子拼起来睡觉，马睿则再一次走到了贴满各种证据和照片的那面墙前。
他的目光来回的扫视着。
凶手留下了如此之多的证据，要么是他真的疯了，对一切都无所谓；要么是他确定警方从这些证据里什么也得不到。
他的目光停留在了那副放大了的本市地图上，上面密密麻麻的标注了每一次凶案的位置和时间，同样是杂乱而没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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