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向先生请益，而且无论先生有何建议，尽可放心直言。”
叶李微微皱了皱眉头。
这是由于对方的态度表明，今天你不说怕也要说了，这让他觉得有点强人所难。可从另一方面来讲，翻脸的代价他又承受不起，毕竟别人打的都是大汗的旗号。
叶李知不知道北元帝国的有些弊病？他当然知道。不讲历代有许多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且有些事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他亲眼见过。
稍微在内心里权衡了一下，他决定再给对方一点“灼见”，因为到这个程度他再推脱，不免就要让别人小觑了。
他沉吟道：“大师，以在下浅见，朝廷的赋税，怕是现在多有疏漏。”
桑哥大振，他立马恭维奉上：“先生慧目如炬，委实强于朝中他人，贫僧愿闻其详。”
叶李淡淡而言：“大师，需知历代朝廷的岁入，大多来自于田赋和丁赋。可如今，恕在下直言，民田姑且不说，官田怕就多被侵占，民籍更颇有隐瞒。”
说完，他瞟了一眼桑哥。
叶李有如此所言，是他非常清楚，北元下江南之后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夺取了过去南宋的官田。贾似道这家伙忙了半天，南宋朝廷收回了那么多的地，可转眼之间，这些地却便宜了北元，成为了他们在册的官田。
如果这些官田真的全成为朝廷在册的土地，哪也就算了，但叶李知道，北元的官员和南宋一样，也没少借机侵占。
侵占官田也可以不论，可问题还在于，由于官员有时故意将为自己耕种的百姓也不纳入民籍，因此，朝廷又少了相当一部分丁税。
话说回来，桑哥和杨琏真加当初在江南也没少干这种鸟事。
叶李从内心里看不上这个所谓的大师，也真的不是没有缘由。至于他是不是借机小小地讥讽一下，也只有问他自己了。
叶李认为，这个问题在江北也是一样。北元的王公贵族、包括官员，他们是占地少了，还是隐瞒户籍少了？这都不需要他去问。
一句话，有些事情不过就是“赋税不均”的老毛病。
他其实也评估过卢世荣的举措，可在他看来，卢世荣的所为根本就是“避重就轻”。真正的西瓜不拎，你非要拣芝麻。
听了他的见解，桑哥也不是没有尴尬，甚至还在内心里扁了一下这个叶先生，但他没有太理会。毕竟事过境迁，他已经不可能回江南收租了。
他言道：“先生所言，确为灼见，贫僧受教了。”
叶李洒然一笑：“拙见而已，让大师见笑了。”
你们非要让我说，那我就说了，至于剩下的事，咱就不管了，反正咱也就一“江南遗逸”。
叶李敢如此所言，这除了有老忽为了笼络江南人心的宽容，当然也与他自身有关系。不管怎么说，他当年也弹劾过权臣贾似道，这点胆量肯定还是有的。再说，有些事情现在与他也没关系。
但叶李非朝廷核心的身份，不仅使他低估了整个事情的重要性，而且也低估了桑哥。
因为忽必烈现在最头痛的不是军事，而是他的大元朝财政收支问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被他列为了朝廷的头等大事。
如果没有钱财，既限制了他用兵，也使得他不能更好地笼络草原上的王公贵族，哪就会大大增加他的压力。这是他迫不及待地要对朝廷体制进行改动的主要原因。
而即将被忽必烈委以重任的桑哥，不仅是一个脑子够用之人，实际上他唯一的缺陷，就是在对帝国赋税体制的了解上，因为来自西域的他，没有亲身经历过。他的确在这方面需要一个“高参”，这就是他抓住叶李的由来。
桑哥有了卢世荣的经验和教训，又有了他留下来的“遗嘱”，其实早已经在内心里对以后要施行的举措有了明确的打算。而今天叶李给他上的课，算是让他彻底明白当初卢先生所说的“理算”有什么含义了。
不同于卢世荣，桑哥性格中的“狂”，注定了他是一个“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之人。更何况他的大汗既然开口，事情已经变得由不得他自己了。
在叶李走了之后，桑哥一直坐在哪里，因为他还要静心等待另一件事，只要哪件事一发生，他就可以开始开始动手了。
老忽春秋已高，今年高寿七十一了，这在帝王中间确属罕有。但他并不知道，别人也开始给他下药了，而这个药，恰恰针对的就是他这个高寿。
他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收到了一份御史台的奏章，也就是这份奏章，引发了一连串的变故，更对许多人以后的结局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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