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植二人谈天说地，议论经典，分析政局，不觉间万籁俱寂，已经是三更天。
卢植意犹未尽，道：“贤侄之才，只在乡野教书，实在可惜。”
郭松淡然道：“郑康成师叔也在家中讲学，倒也是个好榜样。”
卢植脸色微变，他与郑玄是师兄弟，同为马融门生。但郑玄无论是名望还是学识，都要胜过他一筹。郑玄所注释的经书被封为经典，成为权威，这对于同样志在经学的卢植来说，是极大的威胁与阻碍。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书的“注释权”就是掌握话语权的关键！不管是要改革创新，还是要因循守旧，都需要从经书中找来源，找根据，然后通过自己的注释，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增加权威性与可执行性。
郭松注意到他的脸色，心里了然。
自董仲舒对儒家经典重新注释，成为统治思想开始，直到近代的康有为“托古改制”为止，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儒家弟子为了注释权可是血雨腥风，人头遍地。
对汉末人士而言，距离最近，影响力最大的一次注释权事件，便是王莽“托古改制”，通过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对国家政策进行翻天覆地的变革。
在西方，则有对《圣经》的解释权争夺。几千年的中世纪结束之后，马丁路德通过对《圣经》的重新解释，发动了宗教革命，推翻了天主教会的权威，开启了“新教”的滥觞。
郭松还记得，自己的马哲课老师，便是理论研究员。放在汉代，就是“博士”，干的就是注释经典的活，为国家政改提供理论依据。
不过呢，汉末的注释权之争，已经基本尘埃落定。郑玄可以说是一骑绝尘，放眼天下，能够提出挑战的人都没有！天下儒生，天然的比他低一档次，都要对他“马首是瞻”。
卢植、蔡邕这种级别的大儒，虽然不服气，也想了很多办法，注释了很多经典，但影响力完全是萤火之光与日月争辉。所以蔡邕另辟蹊径，提出了“熹平石经”的计划，将经书的“标准本”掌握在自己手中。
问题是，“熹平石经”这档子事，卢植也没赶上。
他写了上表，毛遂自荐也没用。蔡邕的才气足够一己之力完成这件工作，将标准本掌握在手中，还创立“飞白体”，正式开启中国的“书法”历史。
“注释权”、“标准本”，这是经书的最大的两项权力，卢植都没捞到，他心里不忿，也是自然的。闷声不响道：“郑康成乃‘天下所宗’，如何能比得上？”
郑玄让儒学进入了“小统一时代”，注疏万言，弟子数千，郭松一个启蒙课教师，肯定是没法比的。
郭松笑吟吟的说：“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已。”
卢植叹息道：“你我虽相谈甚欢，但都无根无据，多说无益。”
“此言差矣。”穿凿附会这种事情，现代人不要太擅长。玩文字游戏，关键在于胆子大，脑子活，敢想敢干就能搞出大新闻。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皇上要以德行使百姓归顺，就该静居其位，使百官治天下。”
“妙！”卢植一下子连瞌睡都醒了，抚掌大笑，高兴道：“贤侄当真了得，当真了得。”
什么是注释权？这就是注释权！只要能抓住这个点，就能将“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理论抛出去，让天下人开始讨论，进而形成舆论压力，推动制度改革。
“贤侄大才，若能著书立说，必为天下大宗。”
郭松笑着摇摇头，叹息道：“我不过一个乡野夫子，哪里能够当得了大宗？能够教化一方孩童，通读句读，就算不枉此生了。”
“哈！贤侄过谦了。”
两人又聊了一会，卢植心满意足，去客房就寝。
郭松很兴奋，能够和卢植结交，完全是意外之喜。若是真的能通过他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付诸实践，那也是扬名立万的事情。他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著书立说，名扬千古的。称霸大业，在这件事情上都要往后稍稍。
九尾狐说自己是来搅局的，没有一定的名望，只怕是难。毕竟吕奉先再差，也是光明正大的侯爵，是和王允共同掌权过一段时间的。
他郭松不过是一个教书匠，被人穿凿附会成了“真定郭氏”，都是些没谱的事情，算不得数。想要成就一方霸业，名望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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