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而言。当时的欧洲西部教会主要用拉丁语，东部教会主要用希腊语；因而早期的基督教思想者正是按照各自的语言被分别称为拉丁教父或希腊教父。但是由于北方“蛮族”的入侵和罗马帝国的衰亡，在中世纪开始之际，欧洲原本相对稳定的语言格局很快便被冲垮了。据统计：当时以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为母语的人数，都不足欧洲人口的15%。因此在长期的战乱、迁徙和族群重组的过程中，欧洲各民族俗语的发展是相当艰难的。而基督教教会以及与之相关的世俗权力，都以不同方式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民族俗语真正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主要载体，始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写作和布道。
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教的世界，教会的支持当然会对民族俗语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民族俗语一旦通过这样的途径被广泛接纳，很快便接受了拉丁语的经验，从民间的日常生活语言脱胎为规范的文学表达形式。因此在欧洲神话被基督教所书写的同时，恰好又伴随着欧洲的民族俗语被教会所接纳；它一方面接受了拉丁语的经验，另一方面也使民族俗语逐渐成为欧洲文学的主导。
这一相互同步、相辅相成的过程，最直观结果便是凝结着中世纪欧洲艺术智慧的教堂建筑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艺术创造。其基本符号是基督教与异教信仰相互结合的典型：比如象征着太阳崇拜和灵魂不朽的方尖碑，成为基督教教堂的万神殿，驾驶着阿波罗之战车、衬托着酒神之葡萄藤的耶稣基督等等。
而某些欧洲民族的语言观念，又恰恰是他们被基督教所同化的直接原因。比如北欧神话的英雄后裔日耳曼人。日耳曼民族在不断远征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扩张了版图，但是也越来越深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有西方学者认为：日耳曼人是“在基督教会的刻意改变和宗教精神的影响下，……失去了他们原先笃信的诸神”。
古代日耳曼人所用的卢尼文，差不多是一种咒术符号。“据考，用卢尼文字记载的古老文献，几乎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咒术性质”。在北欧神话中，创造卢尼文的是大神奥丁。斯诺里?斯图鲁松所整理的《埃达》，甚至将奥丁描写成类似于上帝的形象。在斯诺里笔下，奥丁被传颂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偶像，正如《圣经》中的耶和华：他创造了大地、天空以及宇宙中的玩物，他赐予人类永远不灭的灵魂，他也发现了神秘的卢尼文。
奥丁获得卢尼文的故事，使北欧的古代文字从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咒符的色彩。但是日耳曼人确信“语言”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如果用文字将语言记录下来，语言的力量也就被传给文字；因此他们不愿意用文字记录历史。这种“语音中心”的语言观念，最终使北欧神话只能通过“吟诵诗人”（skalds）口耳相传，而最早使用北欧文字记述日耳曼民族历史的，却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
（三）“类型”分析
作为与希腊多神教传统的区别，基督教必然会对欧洲神话系统进行一神教的改造。摩西十诫中的第二诫，就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但是也恰恰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产生了诸多的偶像。按照法国学者韦尔南的说法：“偶像（eid?lon，即英文的idol）是敏感的表面的一种简单拷贝，是对眼前提供之物的一种移印，而神像是一种本质的搬移。在偶像和它的模本之间，同一性在于整个的表面；在神像和它所反映的东西之间，关系是在深层结构和所指的层面上连结成的”。因此“偶像”只能建立“外在的相似性”；作为象征的“神像”或者“圣像”才能“建立一种暗在的相同性，让精神得到理解”。
偶像在《圣经》中指假神；但是即使是神像或者“圣像”，也还不足以象征“精神”，文字则更具精神性。因此才有“破坏圣像运动”关于这一点，宗教改革所产生的新教，是同中世纪的天主教有所区别的。
正如埃米尔·布鲁纳所说：“罗马天主教信仰与视觉艺术的关系比新教紧密；相反，新教的教会音乐达到很高的程度，天主教却望尘莫及。罗马天主教信仰倾向于形象化，它与可见物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积极的；福音派（新教）信仰却依附于言词，与可见物只有间接的松散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绘画在新教教会中销声匿迹，而音乐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即使在造型艺术的范围内，形象符号对宗教精神的涵纳也是不同的。这需要将基督教对欧洲神话系统的影响深入到“类型分析”的层次。具体的分析模型可如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就艺术与宗教之关系分出的四种层次：
第一，根据新教原则，上帝不仅显现于神圣的存在，而且也显现于世俗的存在。因此即使没有宗教的内容，即是采用世俗风格，艺术也完全可能间接传达某种宗教的价值。
第二，现代艺术呈现出一种“关注静物的明显趋势”，将一切实在都转换成静物的形式。蒂利希认为这意味着“有机的形式已经消失，始终与描绘有机形式相关的理想主义也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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