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焕率五千骑兵急速追赶，士不传餐，马不再秣，两天两夜急行军三百多里，竟比满军早到北京三日。崇祯见袁军赶到，大喜，召见袁崇焕，赐御馔和貂裘，但袁崇焕要求让士兵入城休养，却没被批准，只得驻扎在广渠门外。满兵一路上攻来，到高密店时侦知袁军已在北京，无不大惊失色，以为袁军从天而降。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会战。袁军后来又到了四千骑兵，合起来也不过九千人，以这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本身并不会武功的袁崇焕因为这一仗关系重大，披上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把满兵一直往北追到了运河，袁据说在战斗中中箭受伤（《朝鲜仁祖实录》）。
这一仗，与宁远之役、宁锦大捷大不相同，并非据城固守，而是硬碰硬的野外作战，连明军最为倚重的红夷大炮也未能派上用场，在军事形势上并无优势可言，而能击败十倍于己的敌军，靠的是誓死保卫京师的高昂士气，赢得十分侥幸。气二鼓而衰，三鼓而竭，士气是不可长期依赖的，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指挥官，袁崇焕深深知道这一点。即使是这一仗，他也并不想打，而是不得不打，侥幸以少胜多，他也没有给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按兵不动，等待随后就会赶到的大批步兵和各地勤王兵。崇祯一再催促他出战，他都以兵困马乏，等待援兵为由加以推迟。其实即使援兵赶到，他也未必就愿意立即跟满兵决战，因为打yezhan，明军不是能骑善射的满兵的对手。袁崇焕对满兵的战略向来是“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这一次皇太极以倾国之师深入大明腹地，本来极其冒险，拖得越久，对他们越是不利。袁崇焕的计划便是截断满兵退路，把满兵围困住，等到各路勤王兵云集，时机成熟，再四面合围，进行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即使不能在此役全歼满兵，也当能给以重创，自己先前向崇祯夸下的“五年全辽可复”的海口，隐隐有了希望。这时有两路勤王兵赶到，袁崇焕并未把他们留下守卫北京，而是一路派去昌平保卫皇陵，另一路退至三河截断满兵后路。他自己的主力预计十二月初三、初四日即可赶到，可以开始实施合围计划了，不料初一日自己被捕下狱，使历史因之改写！
对袁崇焕的这一番部署，生性多疑的崇祯越想越不对头：为什么他能料敌如神，说满兵要来就真地来了？为什么打败敌军后不乘胜追击，反而按兵不动？为什么勤王兵赶到他反而把他们驱散？而这时朝中、城中的舆论对袁崇焕也非常不利。这是满兵首次打到北京城外，北京的官民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巴不得早点把满兵赶跑；高官贵族大多在城外置有家产，现在惨遭满兵**，自然心疼得狠，见袁崇焕按兵不动要打持久战，官民们便把怨气都发泄到了袁崇焕头上，骂他“纵敌”。我国人民历来喜欢用顺口溜抨击时事，历代统治者对这种民谣也很重视，把他们当成预言看待，而这时候也出现了这么一条民谣：“投了袁崇焕，鞑子跑一半。”（文秉《烈皇小识》）这时的民心竟然认为要赶跑满兵，必须先逮捕（“投”）袁崇焕。这些舆论，自然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崇祯耳里，更加深了他的疑虑。终于，有两个被满兵俘虏的太监逃了回来，向崇祯报告了他们在敌营偷听来的重大机密：原来袁崇焕通敌，与满兵有密约，二十日满兵并非战败，而是有意退兵，以便让袁崇焕实施他的逼和计划。崇祯至此恍然大悟，觉得所有的谜团一一解开了，立即召见袁崇焕，就在殿上命锦衣卫把袁崇焕逮捕下狱。
当时在场的大学士成基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叩头请崇祯务必慎重，不要轻信流言，目前敌军兵临城下，局势危急，非平时可比（即不应该象平时那样想抓谁就抓谁）。崇祯自以为证据在手，慎重即是因循，不理（《明纪》）。在兵临城下之时，把自己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逮捕下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了。
祖大寿是一起被召见的，见主帅被捕，战栗不知所措。崇祯派了个太监向城外袁军宣读圣旨，宣布袁崇焕罪状，三军放声大哭。初三日，祖大寿与何可纲悲愤之余，决定不再为皇帝老儿卖命，率袁军往东向锦洲奔去。正南下赴援的袁军主力在途中听说主帅被擒，自然也掉头就走。
崇祯这下子才慌了起来，便接受余大成的建议，派全体内阁和九卿到狱中求袁崇焕写信劝祖大寿回来。等到信使追上袁军，已在山海关外了。祖大寿读毕，下马捧信痛哭，全军也跟着痛哭，惊动了在军中的祖大寿母亲，问清是怎么回事后，劝大家回去奋勇杀敌：“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于是袁军个个争先恐后，即日回兵入关，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这一件事，即使是铁石心肠如崇祯也不能不稍被打动，也因此闪过让袁崇焕复出的念头，但也仅仅是一闪之念而已。
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是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擅主和议，是指他跟皇太极的议和。皇太极与明军每打完一仗，都要主动议和，这并非如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所认为的那样是诚心诚意的议和，多半是带有欺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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