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又称之为台官、宪官或察官，是皇帝的耳目，职在纠察官邪，肃正朝纲，主要运用弹劾手段进行监察。
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职在讽议左右，以匡人君，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审核诏令章奏
。台官对下纠察百官言行违失，谏官对上纠正皇帝决策失误。
二者构成了封建社会完整的监察体制。
其发展过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
一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
二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
四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五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
六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
所以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在中国宿迁年的文明史上一直是一个难题，自秦一统中国后，中国就开始经历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其间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最重要体现就是集权主义。
有道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大一统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府的夙愿，也是中华民族最深的民族情节。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集权权力关系往往能造就一个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政令能得到畅通传达与实施中国历史上诸侯分封割据时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各种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都产生在分裂时代。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思想最灿烂的时期，许多对后世有巨大影响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是能人辈出、人才济济的时代，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和名人轶事都产生于中国的“乱世”，而不是出现于中国的“治世”。
一个基本的解释为在天下尚未一统时，各个统治者为了统国，特别能够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和重视人才，因此也能给予相对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空间。
而分裂时期的能人志士也可以“用脚投票”，当一个地方的统治者压制人才和限制自由的时候，人才可以流动到其它国家，以便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
在春秋战国时代，有无数这样的故事，一个诸侯国的人才流动到其它国家而成为杰出的治国能臣。
比如战国时代的魏国就是人才大国，许多杰出的人才如商鞅、张仪、鬼谷子都时魏国人，但是魏国却留不住本国的人才，魏国的杰出人才都跨“国”流动到了秦国、齐国等，等于为其它国家作嫁衣裳。
相反在天下一统时期，君主为了稳定统治，大多会加强君主权威，严格控制出格言论和异端言论，因此容易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
而且在大一统时代，人才再也不可能跨“国”流动，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君王决定镇压异己的时候，就决定了人才的命运，要么终身郁郁不得志，要么就是身首异处，成为帝制皇权的牺牲品。
我们遍观中国史书，可以看到，在分裂动荡时期人民和社会所遭受的惨重苦难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往往是一场战争、一个军阀的劫掠就会带来空前的灾难，更不用说延绵几百年的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带来巨大的灾害以及无数生灵涂炭了。
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时间的分裂时代就有可能造成人口锐减百分之八十和九十，其灾祸之烈，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像是作者菌最近读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依然震撼于战争之惨烈、屠戮之残酷和民生之痛苦。
可以这么说，良政好于暴政，暴政却好于无政府，全国一片混乱、一盘散沙的分裂割据是各种情况中最坏的一种。
在中国历史上通常是这样的当中央政府能够有效节制地方政府，让政令通行于全国的时候，国家就能够安定;当中央政府无法有效节制地方政府以及政令无法畅通的时候，这往往也是国家分裂动乱的序曲。
地方政府横征暴敛，千方百计地巧取豪夺，恶化了国家和社会、国家和民众的关系，同时他们却可能通过**网络和朋党联系侵蚀国家的税收来源基础，损害国家财政实力，既造成国家财政收入和税收汲取能力极端低下和不足的局面，又造成基层民众对国家的强烈不满，最后输家是国家本身。
明末、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局面都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关系严重失衡的基本状况。
即使是在太平盛世，地方势力作大、割据一方，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灾祸，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康熙时代的三藩之乱，大唐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只要认真解读这些历史事件都能看到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影子。
翻开杜甫的诗集，每每能感到国家分裂动乱带来的极为惨痛的结果和诗人的感时伤怀。
因此，我们在太平盛世时，当然可以神游于春秋战国的思想自由和文化灿烂，也可以沉迷于三国时期的壮怀激烈和智慧角逐，但是我们最好不要梦想回到那样的时代，因为除了我们看到的浓缩在历史中的杰出人物的故事之外，更多的恐怕是杀戮、动乱、战争、劫掠和屠杀，更多的是黎民之哀痛，社会之动荡，生活之困顿，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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